新政府治理与公共行为的工具：对中国的启示

近年来,公共行为使用的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为解决公共问题的新工具数量激增。更重要的是,这些广泛应用的新工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的运作具有间接性,表现为由公共部门投资及授权的政策项目在执行中通常广泛地纳入各种"第三方"组织。已有的政府改革文献并没有明确认识到这些新工具的广泛应用程度及其意义,也没有正确理解其带来的公共管理、问责制度以及合法性等方面的特殊挑战。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一个新的范式,笔者称为"新政府治理"。该范式注重对各种政策工具的清晰理解,承认解决现代公共问题需要高度的协作,并且强调使用这些政策工具所要求的"赋能"。中国正在试验许多新政策工具,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解决相关问题时积累的知识与经验应能使中国避免走弯路。

政府治理创新与政府治理的新典范:中国政府改革40年

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乃是对政府治理体系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建构的过程。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动力来源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亦是政府治理体系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40年政府改革创新的结果便是产生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于传统模式的新的政府治理典范。中国政府治理变革乃是一种基本典范的转移。

南通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做法、经验与展望

南通市抓住国家级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的契机,探索"一枚印章管审批",围绕"谁来批"、"批什么"、"怎么批"、"如何管"等问题,在行政审批体制机制、运行流程、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重要经验,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改革也面临顶层设计不足、部门协同制度化水平不高、审批授权不够到位以及专业人员亟待补强等问题。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对南通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进行前瞻性思考,需要着眼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全局,放大改革试点效应,推动政府治理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