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格林《新政治科学》对现代心灵失序的诊断

沃格林对现代社会科学中实证主义的不满,与其对现代西方文明中心灵失序问题的全面检讨有关。在《新政治科学》中,沃格林开篇对韦伯的批评是他全书对现代内在主义或“灵知主义”之革命问题进行诊断的开端。由于偏离了前现代灵魂秩序中人性与神性的参与性经验,现代灵知主义的精神倾向无法给出关于实在秩序的全面表征,而只能返回信心与良知等内在维度。在这一倾向转向宗教化的激进主义实践时,必然要求一整套带有实证意涵的政治技术作为其创制新秩序的保证。这样的代表机制实则延伸到现代主权国家的法权建构原则当中,并为现代意识形态政治提供了原型。由此,沃格林认为,从发生原因、内在机制和历史效果来看,现代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灵知主义倾向,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二面。

“法治中国”时代的新政治科学——政治学立场的政治法学(研究大纲)

政治学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政治学。在"法治中国"的时代,中国自然应该有以法学为方法论资源和理论资源的政治学,可以称之为"政治法学"。在西方,政治与法律历来是一体化的思想体系,因此很多重要的政治思想都可以在法学的思维方式下加以发扬光大。中国政治学的主题无外乎是国家建设和政治制度建设,而从司法主义国家观看国家建设,无疑会有新的发现;在政治制度建设上,最重要的就是"依宪执政",而比较历史研究发现,政治组织主导下的法治建设经验大量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国家建设也是历史之必然。交叉学科的建设,不但具有重大的学科意义,更重要的是发现基于自身经验的理论和话语。

新君主与新共和:马基雅维利的“新政治科学”

马基雅维利以回顾古典罗马时代政教风尚的形式,展开自己对基督教欧洲神学—政治困境的反思,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科学,这种政治科学以"必然性"的名义把马基雅维利发现的"共和政体科学"和"新君主技艺"整合为一体。借此,马基雅维利不仅颠覆了基督教政教,而且背叛了古典文明,成为了联邦党人式的"新罗马"国家理论的首倡者。

寻求秩序:埃里克·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

埃里克·沃格林所说的"新政治科学"实际上是对古希腊古典政治学传统的回归。基于其原则与方法,沃格林对东西方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了富有独创性的重新阐释。他从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诊断入手,努力为现代社会重新恢复应有的秩序找寻处方。他的基本结论是,重获秩序的关键环节在于:人在意识中重新认识到历史、社会与人的居间性存在。

激情还是理性:霍布斯的新政治科学

霍布斯在《论公民》等著作中多次将其政治学说称为新政治科学。本文的关切是,什么是霍布斯新政治科学的基础,从而使得霍布斯能够称自己的思想为新政治科学?一般来说,对霍布斯新政治科学的阐释要么从语言入手,要么从修辞入手,从而更多地认为霍布斯新政治科学衍生自公民人文主义。本文则试图从“科学”这一新的视角入手来回答上述问题:什么是霍布斯的新政治科学,即霍布斯的新政治科学处于什么样的科学潮流中,试图寻找的是什么样的政治秩序?霍布斯这一新政治科学的基础是激情还是理性?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需要将霍布斯置于17世纪的新科学潮流中,也需要回到霍布斯的文本。本文认为,霍布斯将理性和激情均看作其新政治科学的基础,并将自己的新政治科学奠基在新科学的方法和对和平的追求上,从而试图构建出具有确定性的政治秩序。

新政治科学的时代性、科学化与国际比较视野

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重要,也有现实意义。我把光斌刚才的论述做一点展开。现在从我们的工作中感觉到,现代中国确实在呼唤着新的政治科学,一种基于时代、基于中国经验也基于比较政治学视野下的新政治科学。我们的时代在发展,首先我觉得还是整个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的事业,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这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制度的一个核心特征——这个制度的核心。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确实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通向费城的道路——麦迪逊的“新政治科学”

波托马克河发源于阿巴拉契亚山脉西麓,河道向东穿越蓝脊山脉,先后流经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华盛顿特区,最终汇入大西洋的切萨皮克湾。我们的美国宪法之旅不妨从这条美国南北交接处的界河开始。将时间拉回一七八五年,独立战争结束后。

多向度的人与多维度的公法——《新政治科学》读后感

《新政治科学》是沃格林构建庞大思想体系的学术宣言.其反对19世纪以来实证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过度宰制,倡导一种回到古希腊意义上的科学和理性传统,展开对人与政治社会的研究.沃格林认为,人是一种社会的历史存在,不仅作为可供认知和实践的外部对象,还内含有一套社会的自我意义赋予——符号话语,表现为仪式、神话和理论.政治科学研究应该关注这些社会自我解释的意涵、渊源和流变.现代社会话题转化为“人与公法”的命题,探索多向度的人与公法的多维度.除此,其讨论的“超越实在代表—存在代表—宪法法律代表—代理”的复合代表问题,也可能帮助理解中国宪法体制中代表问题.

古典学与“新文化”运动(主持语)

古典学作为一门学科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古典学指整理研究古典文献的所谓"古典文献学",广义的古典学则指带着今人所面对的现代问题求教于古典智慧的综合性人文学科,涵盖了哲学、史学、文学、法学、宗教学等学科。有别于"古典文献学"的古典学具有跨学科性质,不把古传经典视为古董,而是视为在今天仍然具有知识权威的活典。

灵性病症及其疗救——埃里克·沃格林论恶的问题

埃里克·沃格林对政治社会中恶的问题有深刻的理论思考。事实上,他一生所致力于建立的新政治科学,本身就是应对和抵制恶的努力。在批判回避善恶抉择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借助于古典哲学人类学、德国解释学以及现代英美意识哲学,沃格林勾画了一种围绕实在结构、面向超越开放的心灵经验而展开的秩序科学之基本轮廓。他探讨了恶的精神根源,并就理性与灵性层面的秩序重建提出了治疗建议。他的新政治科学试图深入到个人经验层面,对诸种符号的意义进行解读,揭示与阐发关于存在的真理,重申普遍人类意识及人与人的共通性,以唤起当下人的道德与责任感,激发个体自觉参与到与失序和邪恶的持续斗争中去。

拉斯韦尔宣传理论的构建——兼谈《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

拉斯维尔作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其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被誉为是现代美国传播学研究中的开创性著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解读此书,除了关注作者在针对战争宣传的开创性研究之外,更要关注拉斯维尔写作此书时的学术时代背景。

发刊词:建设有主体性自觉的中国政治学

作为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出现于西方思想登陆而中国思想被妖魔化的'转型时代'(1895—1925),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学从一开始就是学习乃至移植的产物。其间,先是学习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接着是学习苏联,再接着是改革开放以来学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总之一直处于学习之中,各种学说、思潮到今天的量化研究方法,都在学习之列。中国自己有'国学'而无社会科学,学习是必然之路,否则就没有今天的以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科学。

贵族·民主·自由——道德哲学家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是一位致力于分析现代民主社会的道德哲学家。从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身份趋向平等这一"源发性事实"出发,托克维尔发现,现代民主社会在政治上将表现为两种形态:民主的自由抑或民主的专制。如何防止行政集权逐步消磨民众意志,破坏他们的公共精神?如何在一个日益拉平的社会重新树立自由?托克维尔指出,真正自由的实现不仅需要诸如地方自治、结社、言论、出版等诸多外在的法制保障,更需要公民灵魂的实质提升;在物欲泛滥、人人为已的民主时代,如何使人们对自利有开明的理解,重新唤起人们的宗教信仰,节制人们的欲望。现代民主革命是通向自由还是通向奴役?这不仅关涉政治,更关涉道德。民主革命留给现代立法者的是重建政治秩序和灵魂秩序这一双重任务,它不仅是大革命后的法国人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21世纪中国的先知先觉者必须承担的伟业。

中国的“托克维尔时刻”?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政治史都是政治思想史……我们对历史的兴趣往往源自现实生活的刺激,研究历史的动机要么旨在面向当下总结可资借鉴的教益,要么从中寻绎借以观察当下的灵感。所谓'历史',通常涵涉两个层面:事件(event)和思想(thought)。事件为表,思想为里,若涉及政治议题,则在事件层面对应政治史,在思想层面对应政治思想史.

托克维尔论法国革命传统

本文旨在讨论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传统的深入阐释。托克维尔通过比较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历史，说明了法国民主进程的独特性在于其革命传统。他在对1848年法国革命和大革命之后的督政府时期历史的分析中指出，这一革命传统是由于国民缺乏政治生活和对政治的厌恶造成，并在对旧制度的深入考察中最终揭示法国的革命和专制传统渊源于旧制度下国家通过中央集权对国民政治自由和政治生活的剥夺。托克维尔又通过1789年政治自由的短暂释放所展示的伟大提醒人们政治和自由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