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德国新教育史学的发展及政治化特征

二战后德国新教育史学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学历危机和教育不公平问题的讨论阶段;2)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针对教育和社会的关系、青年教育和青年运动等问题,新教育史学进入自我反思阶段;3)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新教育史学从自身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改进研究方法、拓宽研究宽度和深度。新教育史学在德国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影响,如扩大了教育的内涵,教育史研究的中心从政策和课程转向了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实际互动;计量方法被广泛采用,对社会机构的变化作出了细致的检验等等。但新教育史学也受到诸多批评,如教育史研究具有明显的政治化特色,并且在当今德国的教育史研究中,缺少系统的理论指导,仍然将现代教育的矛盾性作为教育史研究的中心,这些将使德国新教育史学陷入新的困境。

新方法抑或新教育史学——对教育史研究发展方向的一点看法

教育史学界近年来对研究方向及学科发展总体方向争论颇多。为着眼未来发展,发挥教育史学在长时段历史事件与社会变迁方面的势,教育史学一方面要关注教育演进与变迁的主题,注重应用新方法;另一方面,更应注意把握重大社会变迁与教育演进之间的联系,把教育现象和问题,放到社会结构的框架内去解释,建设侧重教育与社会变迁两个维度上的"教育—社会"史。

微观史学思想与美国新教育史学转向

20世纪中期以后,微观史学思想作为新史学转向期的一种探索趋势,对同样处在转型期挣扎的美国教育史学有着重要的启发性。美国新教育史转向过程中,在研究视野上转而用社会群体置换了传统关键性单一个体,研究史料上试图涵盖各种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实践活动印记,研究方法上演变为以叙述为基础的问题史趋向,这些研究范式的转变让美国教育史学得以摆脱自身的学科危机的同时还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危机中萌发:美国新教育史学转向中的问题意识

美国教育史学界在经历了近20年的学科危机后,于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向新教育史学转向。这次转向在研究视野、史料攫取和研究范式等多个维度上对美国传统教育史学进行了修正。其中在书写范式上的转向最具有代表性,主要表现为从传统的叙述到以问题意识为基础的叙述。这一转向有着其史学史和文化传统的渊源,"问题意识"在之后逐渐形成两个层次:首先是教育历史演进的各阶段所体现出的问题;其次是教育史学家基于所处时代的教育问题对教育历史进行的反思。美国传统教育史学向新教育史学转向过程中表现出的"问题意识"对今天我国教育史的书写范式或许有所启发。

贝林的新教育史学观

贝林通过对美国公立学校起源问题的研究，将教育转变为一个社会——文化的命题。他在1960年发表了堪称新教育史学奠基之作《美国社会形成中的教育》，将教育定义为“文化逐代相承的全过程”^①。按照他的理解，教育归根结底是对某种文化的适应。教育与社会其它部分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不应将教育作狭隘的理解。教育史研究重心必须有所调整，研究方法需要更新。历史学家要以一种更精确的态度研究过去的教育现象，加强历史研究的批判性，不应隐恶扬善，回避矛盾与冲突。

战后澳大利亚教育史学的发展

在本国师范教育改革和欧美新教育史学的双重影响下,战后澳大利亚教育史学模式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新教育史学兴起,阶级和性别成为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分析范畴,福柯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方法指导下的教育史研究盛行。另一方面,运用传统教育史学模式研究教育史的仍大有人在,教育传记的撰写一直盛行,传统传记和集体传记方法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传统教育史学的势力,和新教育史学家一起推动了澳大利亚教育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