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学视域下的教师生活史研究

新文化史学是在批判与质疑新史学的呼声当中,生发出来的一种新的史学流派,它强调将社会与文化看作一个整体,注重对历史事件进行文化阐释。新文化史学推动了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促进了教育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研究实践,新文化史学注重研究范围的延伸、史料挖掘的拓展、叙事书写的表达、研究视角的下移以及文化建构的阐释。新文化史学在教师生活史研究中的价值表现在揭示教育的历史图景,解读教师的个体经验,探索教师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文化互动。新文化史学为教师生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研究者应拓宽教师生活史的研究范围,丰富教师生活史的史料来源,重视生活化叙事的语言表达,追溯教师生活史的文化意蕴。

活度·深度·温度:基于新文化史学的大概念教学实践--以《工业革命与工厂制度》为例

新文化史学通过关注微观的社会个体和文化行为,能将传统结构史学中遮蔽掉的历史偶然性、多元性和创造性释放出来,为大概念的落地提供保障。将新文化史学融入教学,能以小见大地从社会个体历史折射大历史,由表入里地从个体与整体、短时段和长时段的关联性中把握大概念的多面性,见物升情地从人性和现实角度感触大概念的温度、提升家国情怀核心素养。如此,学生就能生动地感知整体历史,理解历史大趋势,并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

教育史学研究的路径转向——基于新文化史学的研究视角

新文化史学是批判与质疑新史学而产生的史学潮流,它注重文化的解读与阐释。新文化史学的研究理路为教育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并提供了诸多启示。教育史学研究的转向路径为:研究对象下移到普通民众;研究领域拓展得更为广域丰富;研究方法注重跨学科采借;表达方式转为生动形象的叙事;史料来源变为多元化搜集。这些路径转向也是教育史研究摆脱自身困境的应对之措。

文化转向:新文化史学对教育史学的方法论启示

20世纪末,西方史学发生了从社会史学到新文化史学的文化转向,历史研究从文化的社会史转向了社会的文化史,文化史成为史学家研究的中心,新文化史引领了史学研究的潮流。其研究范式具有底层立场、文化解释、微观视角、跨学科视野与方法、多元史料观及回归叙事史等特征,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作为与历史研究有深切渊源的教育史研究,可以从教育史观的更新、研究视角的转换、问题教育史学和跨学科方法的倡导、史料的多元化以及叙事教育史书写等方面,对教育史研究史进行方法论的反思,希冀走出教育史学的"学术危机"。

新文化史学视角下的教育史研究

近30年来,新文化史学成为世界史学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广阔的研究视野、注重意义阐释的历史解释方式、史料范围的空前拓展等都是当前我国教育史研究值得借鉴的。我国教育史研究应不断寻求研究范式的超越,拓宽研究范围,冲破学校教育的樊篱,建立大教育观;重新定位教育史研究的功用,既寻求因果规律,又兼顾意义阐释。

西方新文化史学研究对《中国教育史》教材建设的启示

《中国教育史》教材除了向学习者呈现中国教育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外,还有着其特有的思辨性、应用性和人文性等特征。但是对《中国教育史》教材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后发现诸多弊端:如内容的"高位化"严重,领域的狭窄性突出,表达方式过于概括和抽象,史料来源单一等。由这些弊端而导致的教育观念与构建学习型社会的理念存在着严重的不协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误导性的隐患。而二战后,伴随着西方新文化史学研究的发展壮大以及其理念的成熟,对《中国教育史》教材的建设有诸多启示。

非文本解读与新文化史学方法创新——基于广西田野史料的分析

新文化史学兴起后,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去分析和阐释历史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趋势。民间的田野史料是发掘大众文化的重要途径,将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中广泛应用的非文本解读方法引入历史学,用于田野史料的分析,有助于新史料的发掘以及史料多元体系的构建,符合新文化史研究方法创新的需要。非文本解读以“人”为中心,要求研究者转变观念和角色,在主导研究方向的同时,更应尊重大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并紧密融入历史环境,揭示社会、文化与人的活动机制。广西的田野史料丰富且多样,其中的“非文本”内容,隐藏着许多有意义的历史信息。非文本解读方法体系是开放的,也是不成熟的,研究者要善于联想、发挥创意,又要避免走入误区。

我国古代货币钱文标识的分类、演变与功能--基于新文化史学理论扩展框架

一直以来,钱币学和货币史学界比较注重历代货币史料梳理和整理,往往对其背后历史文化渊源以及理论缺乏深入阐述,也就是对货币史缺乏从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等理论上的系统性总结。从人类新文化史学看,货币的本质是一种交换媒介符号,更是一种文化符号。钱体上文化符号大体分为文字类符号与图形类符号两类,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泉学界和近现代钱币学界通常以“钱文书写”将两类混在一起研究,而忽视各自功能,往往不重视图形类符号的分析,这样不能更完整反映货币文化功能的演进和发展。为此,本文拟基于文化人类学和新文化史学理论,提出和运用货币文化“符号-结构-功能”的扩展框架,从货币本质的理解出发,提出从钱文标识分离出钱文标识新概念,并对中国古代货币钱文标识的分类、演变与功能以及现实启示进行专题研究。

“文化流动”的新文化史学阐释

“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孤岛。文化孤岛的时代早已逝去。”文化流动的特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表现的更为显著,全球化趋势代表着接触、碰撞、互动、交流和杂交的过程,若忽略这一过程来研究文化现象,就失去了理论与当下现实的必要连结,也就失去了对当下现实的解释效力。以彼得·伯克为代表的“新文化史学”正是意识到流动性之于文化的重要意义,将注意力转向文化杂交的复杂过程,试图通过分析这些现象,观察到文化全球化可能带来的结果。

形象史学: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出于文化史学科建设和学术创新的考量,提出了"形象史学"这一概念。沈从文身体力行的形象史研究是我们构建形象史学这一新型学科的直接源泉,以图像证史为代表的新文化史学则为之提供了理论支撑。为了推进中国古代文化史学科的发展,拓延相关领域的视野和深度,一方面应对近现代以来诸前辈学人在利用形象材料研究文史方面的实践成就给予必要的继承和吸收,另一方面须结合当前学术研究发展的趋势和前沿动态,对原有的研究模式进行改进和升级。

图像史学背景下教育史学研究——以荷兰为例

在新文化史学影响下,西方图像史学兴起。图像史学为解读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它运用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体现了一种整体史观。图像所包含的意蕴是复杂的。解读图像需要回到图像产生的历史场景,并了解图像的制作者;给予图像与文本同等地位;关注图像所表达的内在意蕴。通过对图像的解读,进而获得对历史的理解。荷兰研究者利用历史图像,开展了教育史研究。研究者结合当时荷兰的社会背景,及其时代的教育理念,详细解读图像中所包含的教育意蕴。借鉴荷兰图像教育史学的研究成果,有利于促进我国图像教育史学研究,增加对教育历史的解读力度。

“泡”出来的成都文化:简评王笛《茶馆》

王笛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视野写作的《茶馆》,是中国近现代微观史学和新文化史学研究中的一次成功实践,该书以成都茶馆这一公共空间为例,对20世纪上半叶成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进行了透视,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中国内陆城市社会在国家力量和现代化进程冲击下变迁的状况。《茶馆》是当下"小题大做"历史研究潮流中的一部成功之作,但不能忽视的是《茶馆》在叙述以及材料分析上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史学理论对教育史研究方法论影响的实证分析

国际史学理论经历了从传统史学理论到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再到新文化史学理论的转向。通过对国际教育史领域三种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论文(1982年至2020年)的实证分析,发现教育史研究深受史学理论两次转向的影响。三种史学理论并非互相替代,而是以统整形式渐进融入教育史研究的主题、史料来源、理论构建、研究方法、表述方式等各环节中。这对中国的教育史学科走出困境,促进自身发展,具有如下启示:既要重视宏观的总体史、问题史考察,又要坚持微观的个案分析;要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丰富史料来源,加强跨学科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需秉承传统史学求真纪实的实证主义精神;要密切关注国际史学的发展趋势,及时借鉴历史学科的新理论、新方法。

中国文化史学的过去与未来

百余年来,中国的文化史学取得了长足进展。文化史学的任务,由寻求民族独立、思想启蒙、文明再造,更新到实现民族富强和文化复兴;研究领域,由精英文化、观念形态的文化史为主,扩展到社会文化史、大众文化史、媒介文化史、物质文化史等众多领域;研究资料,由域内传世文献扩大到域外文献、地下资料和大数据;理论方法,由文明史观发展到唯物史观,再到借鉴西方的新文化史学。瞻望未来,中国的文化史学既要顺应全球化的潮流,确保理论的先进性和开放性,又要坚持中国史学的主体地位,从古史中寻资源,'复古求解放',还要重视与政治史学、社会史学等的交流与互动,共同解决重大学术前沿问题。

电影与1960年代

对于熟悉当代人文学科发展的人而言,196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或者说历史概念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一座大山: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萨特、巴迪欧、德勒兹、科恩、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文化史学、科学哲学范式革命、政治革命、阿尔及尔之战、巴黎街垒、东京大学安田讲堂……冷战后期乃至后冷战的全球政治经济学格局和人文学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