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秩序”与历史对接:论卞之琳诗歌的方言处理机制

1930年代的卞诗对北京方言与吴地方言作“隐匿”式化用处理,在滤弃方言中带有生涩性的地域特质的同时,也贴合“戏剧化”的使用语境。在隐匿式的方言处理机制下,卞之琳缓释了1930年代初期因地域迁移带来的彷徨感,并逐渐参与到文学场活动中。这一机制也参与到卞之琳私人情感空间的构筑,但其在参加江浙农业合作化试点工作中创作的一系列诗歌却转变了“隐匿”化用的形式,有意彰显其方言化用的痕迹与标签,这是对《慰劳信集》《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体式风格的接续。“方言”处理机制的变化一方面减少了卞诗的含混性与多义性,另一方面趋向单一与统一意义的诗歌创作显示出卞之琳试图与社会历史幅面对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