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唐吉诃德”式的思想论战——林纾与五四新文化阵营思想冲突过程再回顾

林纾与五四新文化阵营之间的那场著名的思想大论战历来被文学史家们描述为守旧派林纾在五四时代“唐吉诃德”式的向新文化运动的“疯狂反扑”。而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以西方文化为坐标审视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遂在他们心目中幻化为一幅四千年“吃人”的恐怖历史图。他们胸怀革命理想及真诚的“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在社会暴力革命模式启发下“,唐吉诃德”式地发动了对祖国文化传统整体性的猛烈攻击。为了在“战斗”中开辟中国历史文化的“新纪元”,他们运用“策略”,一步步诱使思想本就“趋新”的林纾走向“反对派”境地,遂制造了“打退封建复古派疯狂反扑”的现代神话。

新文化阵营的儒墨比较思想及“扬墨抑儒”之反思

对于儒墨之关系,新文化阵营既从立论根基上指出儒家专制与墨家平等的区别,又以“仁爱”与“兼爱”为核心辨明儒墨基本主张之差异,还立足于西方的科学方法来突出儒墨哲学方法的不同,借此证明墨学与西学的契合以及儒学与西学的背离。总体上看,新文化阵营一致地表现出“扬墨抑儒”的倾向,而实则他们对儒学并未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在批判意识形态化的“儒学”之基础上主张回归先秦儒学的真精神,这是在当时内外交困的社局下对不同意义之“儒学”的辩证审视。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往研究对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评价过低。其实五四时期的梁启超并不保守,他坚决支持文学革命并身体力行,是陈独秀、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同道;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资产阶级宪政理想,维护民主政体,同时不再仅仅把民主作为政体变革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新的伦理精神和人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的价值理想,他服膺科学精神,反对科学万能,主张科学与人文相协调,体现了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他为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在五四新知识界中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梁启超的言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内容完全合拍,他理应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

再造与复古的辩难:整理国故与文化复古之关系的历史考察

整理国故的主要内容是校勘古籍、考辨史事。整理的对象当然包括那些传统的"高文典册",本身就有沉迷于故纸堆的"嫌疑",再加上整理国故的领军人物胡适等人一再强调其与清代汉学家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种种内在关联,事实上未能严格划清与旧学的界限,遂使整理国故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复古现象之间产生了难以厘清的干系,引起了思想文化界关于整理国故与文化复古现象之间关系的争论。作为"再造文明"的重要手段,整理国故对于复古现象的出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能因此简单地目之为复古和反动。

重识1918—1919年新旧戏论争

发生于1918年到1919年初之间的新旧戏论争,其全貌和意义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了解和认识。通过梳理参与论争者的言行,发现这次论争的意义在于它是《新青年》同人思想发展的一个契机,同人加深了对于旧戏的认识,深入戏剧改良问题,并形成了“易卜生主义”;它是新文化阵营扩大的契机,参与论争的各方在争夺同盟者的过程中,形成了两个阵营,同人构造的新文化阵营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就得到扩大;它也是同人内部分裂的开端,钱玄同和胡适的分歧造成同人的初步分化;同时,它还暴露了同人的态度对争论的限制,也暴露了他们文化观念方面存在的缺陷。由此可知,新旧戏论争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论争,是一种超越戏剧论争的“文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