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史观建构刍议

文学史有"史实"和"史识"的分别。整体性的历史观渐被现代不同的历史观所代替,文学史的建构性随之巩固。文学史规律和文学史家的观照共同表现为质的规定性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统一。日常生活更多表达的是一种趋势、一种象征、一种气韵、一种风气。与对语言的强调一道,福柯的姿态表达了某种延异与播散的解构性,与日常生活自身的多元和异质性不谋而合。本雅明是在日常生活的机制和意义上来看待文学史的使命和作用的。新文学之强调"新",实含由旧而来,所谓"旧中之新",实际上就是进化。中国新文学史的范式和书写并非没有重构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就新时代这一新课题和新机遇而言,立足于"新"的中国新文学史观有了充分而迫切的现实环境和问题语境。

《变迁中的美国文学》中的新文学史观

十卷本的《变迁中的美国文学》涵盖了1910至2010年美国文学文化的发展进程。本文通过评介这套大型文学断代史的基本内容,总结它的主要特点,将它与传统文学史及新文学史的代表性著作进行比较,指出该套书采用20世纪后期以来的批评理论和方法,以多元化、差异性和包容性的新文学史观为指引,对一百年来美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变化及其社会历史语境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评析,展现了这一时期美国文学变迁的全景图。

《新民主主义论》与周扬新文学史观的变化探微

进入1940年,周扬的新文学史观在对待旧文体、新文学的历史分期和对文学革命及主要人物的评价等方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毛泽东的经典文献《新民主主义论》于1940年1月的发表有着直接的关系。通过研读《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前后周扬所写的有关新文学研究的文章,发现周扬新文学史观的变化与其身份的特殊性密切联系。周扬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更是中共文艺战线的主要领导者,其新文学史观此时已经带有一定的政治烙印。研究周扬这时期文学中被后人忽视的细微差别,有助于准确把握周扬逐渐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的过程。

从“各民族”到“多民族”:一种新文学史观的表述与建构——读徐新建《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

从人类学的整体观出发,重新审视民族文学,由此发现过去的'各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兄弟民族文学'等提法均属二元对分,隐含着以汉族为核心和主体,其他民族为边缘和弱势。'多民族'的称谓则是平等的。在此称谓中,56个不同民族构成整体,和其他任何一族一样,汉民族也只是其中之一。所以,'多民族文学'这个词代表着时代的推进。它可以纠正过去的旧文学观念中,以某一单族群为中心及其对其他弱势民族文学实践的忽略、遮蔽和扭曲。

“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文学史观萌发的语境及其问题

九十年代以来借用新的"现代性反思"理论资源"重写文学史"事实上出现了三种研究向度,其中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崛起特别引人注目。新左派以"现代性反思"的名义将1942至1976年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指认为"反现代的现代"文学,并高度肯定这种文学及其主导性地位的合理性。本文分析了新左派文学史观萌发的语境并指出新左派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们对"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概念毫无反思,对这一概念的内在纠结与困境毫无觉察,因此在概念的使用上陷入了一种典型的"大概念迷信"。

论李杨的“再解读”与新左派文学史观

"重写文学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出现了以新左派文学史观解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倾向。作为"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先驱者之一,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可以说大力推动了"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发展,在该书中李杨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再解读"为"反现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对这部著作的中心理念和逻辑的分析将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新左派文学史观"在理论上的苍白和空洞。

当代文学研究的四种文学史观和三条现代性线索

通过对近年来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思路的分析,清理出近20年来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和制约的四种文学史观和三条现代性线索,并对这四种文学史观之间的内在冲突和对抗事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现代性迷思与新左派文学史视野中的乡土叙事

上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将50至70年代的乡土叙事归入前现代的农民文化;90年代以来新左派文学史观以"现代性反思"的名义重新将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乡土叙事理想化、合理化,并将其"再解读"为"反现代的现代文学"。通过对"反现代的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品格及内在症候的剖析,新左派文学史观先驱唐小兵、李杨等制造的现代性迷思不攻自破。

“重写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反思——以建国后“鲁迅研究”为例

从1985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开始,关于"重写文学史"的研究日渐高涨,在这一潮流的冲击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得到了刺激性的发展,而以鲁迅研究最为突出。本文旨在通过"重写文学史"潮流中鲁迅研究的实例,来反思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方向,为"重写"这一永不终结的命题做个简单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