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学人对《金瓶梅》的重评及其背后的新文学话题

五四学人对《金瓶梅》的重评,是新文学话语发挥“权力”之结果。五四学人视《金瓶梅》为文学实录,让其成为中国白话文学的历史代表。并且五四学人承认《金瓶梅》对日常生活的微观书写具有超时代价值,使得传统文章学作为潜在的文化结构贯穿于新文学之中。同时五四学人批判民国消费主义文化对《金瓶梅》的利用,提倡严肃的欲望书写。这些重评,既让“实录叙事”“微观书写”在中国小说史上的意义被发现,也让“欲望书写”的限度得以明确,更改变了文学史中的《金瓶梅》形象。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的思想来源及其新文学教育实践

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在新文学史研究和新文学教育研究中备受瞩目,但其思想来源却少有人论及。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思想来源和他的新文学教育经历及实践密不可分。他在铭贤中学时期、燕京大学求学时期所受的新文学教育经历,奠定了部分思想基础;而他在山西两所学校的新文学教学实践,促成了这部著作的诞生。王哲甫和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既是新文学教育的产物,又反向哺育了新文学教育与教学。

“新文学运动”冲击下的旧“文苑”

20世纪初年以来,报刊上的“文苑”栏成为旧诗发表的重要阵地,而在1917年“新文学运动”起来之后,在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等的冲击之下,1919至1921年间,报刊上的旧诗发表遭遇挫折,不少全国性报刊如《民国日报》《晨报》《时事新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时报》等的“文苑”栏被废止,这表征着时代的文学尺度发生了变化,新的诗歌阅读趣味开始形成,旧诗在新一代的阅读世界里面临危机。但之后甚至这期间,旧诗依然是报刊上的重要风景:有的是“文苑”废而又生,如《大公报》《时报》等;有的是旧诗发表一直未曾中断,如《申报》《益世报》等;有的是新生报刊创立“文苑”,如《学衡》《国闻周报》等。在这些阵地上,活跃着南北报刊大发其诗的同光体诗人、阵地满天下的南社诗人以及可以称得上文学史失踪者的绮艳谐趣派诗人等,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发表的竞争,如《时报》的“双轨”并行和《小说月报》的迭代而生,但无疑,他们共同缔造了“热闹”的“旧文苑”。

五四时期白话与文言关系论

汉语构成在中国古代是白话与文言并存,文言是主体,白话是补充。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但并不否定文言文,“废除”的不是文言文,而是文言文的主体地位,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文言文在当时都不可能被禁止和弃用,也不应该被禁止和弃用。文言与白话在五四时期经历了巨大的地位变化:白话文最初是争合法地位,后来是争主体地位,维持主体地位;文言文最初是保主体地位,后来是争合法地位,保应用上的“一席之地”。五四时期语言“保守派”从来不否认白话文,他们只是反对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激进派”从来不否定文言文,他们只是提倡在白话文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语”,他们反对的是文言文的汉语主体地位。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白话与文言都不是互相排斥、“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主次分明、相辅相成、并存竞争关系。

林纾与桐城派、改良派及新文学的关系

林纾在清末民初以古文笔调翻译了西洋小说１８９种，把外国文学大规模移植到中国来，促成了中国文学的巨变。他是古文家，颇为晚清桐城派“护法”，但他从不承认自己是桐城派，也不按桐城派的清规戒律行事；他虽是改良派康梁思想的认同者和回应者，但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书生”身份。古文家身份为他翻译传播新文学新文化的事业带来了特殊色彩，而以游侠自命的古文家更成了他晚年抗拒新文化新文学的主要因素。他对外国小说的介绍、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他仿效西方文学的尝试，对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鲁迅在新文学传统中的领导地位之建立--文协与抗战初期的鲁迅纪念活动

传统既然是当下历史语境中的文化主体对过去的想象和记忆，而非一个简单地由历史经验堆积而成的自然实体，因此传统的基本功能，就在于为主体在当下的文化选择和其基本立场提供合法性资源。从1930年代开始，新文学运动的参与者就开始有意识地总结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建构新文学自身的传统，试图把新文学自身的历史转变为新文学发展的合法性资源。到1930年代后期，

新文学运动的边缘回响──论澳门的早期新诗

最近发现的澳门诗人冯秋雪写于1920年1月的第一首新诗《纸鸢》,澳门“雪社”在1928年3月出版的冯秋雪、冯印雪、赵连城的第一部新诗合集《绿叶》,足以说明早在20世纪20年代,澳门已经出现了第一批新诗作品以及第一个新诗作者群,而他们创作新诗显然是响应了新文学运动的号召。通过对它们的分析,不仅使澳门早期新文学的面貌更加清晰,更可加深了解新文学运动在最初十年于各地扩散和影响的一些具体情况。另外,冯秋雪等人的新诗创作在澳门新文学史上呈现出来的现象,亦说明了澳门新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内部主客观动因和外来影响之间的关系。

“五四精神”与中国新文学

在中国社会历史现代化进程中,"五四精神"的内涵是融合着思想启蒙、政治救亡和走向世界的深刻内容的,体现思想启蒙、政治救亡和走向世界现代性精神的总目标就是人的解放、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的现代性的实现。它是承袭晚清与近代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精神,适应五四时期的时代要求而形成的。中国新文学就是中国社会历史现代化转型的产物,是体现五四思想启蒙、政治救亡和走向世界现代性精神的文学。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在倡导新文化、新文学,致力于启蒙与救亡,追求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国人的现代性的终极目标下,有着各自的政治信仰、理论主张、价值观念、实践道路和业绩表现,而思想和创作充分体现"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是鲁迅。把握"五四精神"及其与中国新文学内在的精神联系,是认识中国新文学,论析中国新文学创生与发展的历史状态的关键切入点。

“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的演进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是文学理论批评形式特征的总和。中国古代文论文体有其鲜明的特色 ,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至近代 ,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革的方向 ,总的来说是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演进。具体来看 ,体式向多样化、大容量发展 ;篇章结构趋向完整精致 ;语言文字趋向通俗浅显 ;对西方文体从模仿趋向融会贯通 ;

网络文学:新媒体革命与“新新文学运动”

中国网络文学自1998年兴起至今,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作实绩;学界对网络文学的研究也渐入佳境。那么,由网络而来的新媒体对文学将会产生怎样的深刻影响?新媒体能否引发一场文学革命?这一组文章正是就此进行探讨。周海波的《新媒体与新的文学革命》一文认为新媒体的出现对传统的文学是具有挑战意义的、革命性的文学事件,必将引发新的文学革命,带来新的美学原则,标志着旧的文学时代即将结束,同时标志着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李宗刚的《基于新媒体之上的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一场新的文学革命在孕育》一文认为基于新媒体之上的文学,正从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变革向文学革命转化,这不仅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秩序,而且还将孕育着一场新的文学革命,从而改变文学的版图。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基于新媒体之上的文学还没有真正地蜕变为新文学--一种区别于五四文学所奠定的"文学成规"、具有"新颖的文学形式"的新文学。李钧的《网络文学:新媒体革命与"新新文学运动"》认为网络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新媒体革命,其无纸传播、超文本功能和全民模式,标明网络是人类文明进入后现代状态的一场新媒体革命,而依托网络而来的网络文学则是一场没有宣言的"新新文学运动",这除了新传媒革命引发的写作与传播方式的变化外,还表现在语体革命和文体革命等方面。贾振勇的《网络时代诗意如何栖居?》则不无忧虑地指出,网络世界作为"精神的自然世界",其鱼龙混杂的境况实在是让人欢喜让人忧,以网络为代表的新传媒到底为现代中国文学带来什么,依然是一个前景暧昧的命题。他最后期盼着以网络为代表的新传媒带给我们的文学艺术世界的力量,能够为人们创造一个可以诗意栖居的世界。

《晨报》附刊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本文主要考察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晨报》附刊———五四时期著名的一份报纸副刊———之间的互动关系,借此阐明20世纪20年代特殊的文学生存空间,那就是: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

胡适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意义的评述——为纪念文学革命百周年而作

胡适立志为大中华造新文学,他对"白话利器"的本身意义与功能机制的评述,达到了中国语言史和文学史的空前认识高度。胡适认为,只要抓住"白话"这个新文学运动的总开关,就能创造一流的国语文学和标准化的国语。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了白话的活文学,也复兴了平民文学及科学精神与人文传统。实际上,"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的运动"。当然,胡适有些见解和判断也有绝对化倾向。

五四之后新文学家对桐城派的再认识

五四之后新文学家对桐城派的再认识关爱和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留给人们许多说不尽的话题。中西文化互补，新学旧学的融合，一直为２０世纪的学人所津津乐道。中国文学的进化自白话代替文言之后，仍是山重水复。在现代...

“中体西用”与新文学的民族本色

百年新文学的基本性质不是＂西化＂而是＂化西＂,这是近十年来我始终在坚持的一种观点。新文学的化西倾向,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然而令人沮丧的是,从＂五四＂时期开始,人们就已经习惯性地认为,新文学是西化的产物,朱自清就曾断言说：＂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所以新文学的西化性质是不容置疑的。

桐城派与新文学运动的产生

桐城派末流虽然是新文学运动致力批判的对象。但近代桐城派诸人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改革、以古文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确实为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的过渡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对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二十年代的东北新文学

东北的新文学始自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全面发展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20世纪以前,具体说,在1906年沈阳《盛京时报》创刊以前,东北只有零星的一点旧体诗。1906年,中岛真雄(日本报商,北京《顺天时报》创始人)受日本官界之托,为了同沙俄中东铁路局在哈尔滨创刊的中文报纸《远东报》抗衡,进行政治文化角逐,在沈阳创办另一家中文报纸《盛京时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徐镜心等被聘主持报纸,

作为研究范式的“论争”及其限度——以《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为中心

在审视＂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过程时,人们往往把《新青年》遭遇的种种话语冲突不假思索地视为思想异见者（包括个人、报刊以及社团）之间的＂论争＂。不可否认,＂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和舆论界报刊发达、社团众多,因此,思想的分歧和主张的差异在所难免,＂论争＂也自然有着极高的发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