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个体的社会本体论--新斯宾诺莎主义与当代批判理论的相遇

“跨个体性”是巴里巴尔介入左翼学界的一个关键概念,它展现了新斯宾诺莎研究与当代批判理论的会通。跨个体性在本体论上意味着关系优先于个体,必须突破个体的边界,使其持久地处于动态更新之中。它同时敞开了一个高度暧昧的空间:规范性从不先于规范化(normalization)产生,社会始终处于想象与理性之间交叠的状态。可以说,跨个体性形塑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本体论,它深入边界、人类学差异问题之中,揭示了排斥和新法西斯主义诞生的机制。这种新斯宾诺莎主义理论反思了经典批判理论中的交互主体性建构,要求将“权利”“规范”“理由空间”等问题转化为“再自然化的政治”。即在他者的关系之前,应当理解人类在自然整体中的位置,理解物质性基础(非人物、身体、情动)对主体的构成性作用。由此,政治问题将与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态学相通,并指向这一问题:如何引导、转化人类的自然性,使心灵的主动性与集体力量得到增强。

从宇宙更新到政治革命:郭沫若基于泛神论的思想转向--一种思想史的考察

郭沫若1926年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内在于他以泛神论为内核的浪漫主义思想体系。受歌德和赫尔德等人的影响,郭沫若接受了新斯宾诺莎主义的基本原则:有机一元论的宇宙图景为他开启了以宇宙为剧场的民族复兴理想,自我与宇宙的同一性将他导向行动主义的人生哲学。以新斯宾诺莎主义为根基,郭沫若融通儒道传统,将儒学重新置于先秦一元论的宇宙图景下,又通过阳明心学将儒学伦理移植到他所建构的泛神论意义体系内。民族更新的神话被转化为现世革命的政治目标,个体事功则收束于经世致用、修齐治平的政治图谋中。1920年代中期,郭沫若融通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充分证明,儒学伦理提供了一种个体联结他人、社会与民族共同体的有效范式,是他从宇宙诗学向现世政治转向的关键一环。郭沫若的政治转向无疑超越了抒情与史诗之辨的话语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