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绍兴中西学堂——一个超越“新旧冲突”的分析视角

蔡元培于1998年底接受绍郡中西学堂督办徐树兰之邀,担任该校总理,一年后,又因与学堂部分教习及督办徐树兰本人发生冲突,终至离职出走。对此,以往均从新旧冲突的角度进行解释。本文在史料发掘和辨析的基础上,对蔡元培主持校务时的作为及造成冲突的原因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种合乎事实的新的解释。

新旧冲突与地缘派系纷争:北洋政府时期安徽学潮研究

北洋政府时期安徽学潮次数多,仅1919年至1926年见诸于报刊的就有53起;涉及地域广,几遍及安徽全省;起因复杂,以推翻校长的风潮比例最高;善后不易,学潮牵涉各方,多数为对抗性矛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新旧冲突。五四时期,新思想、新文化在安徽学生之中广泛传播,为安徽趋新势力的崛起奠定了队伍基础。五四之后,安徽知识精英联合学生从事校园改造,守旧势力则利用学生排斥异己,新旧双方通过学生在校园角逐,从而使得校园风潮屡屡发生。二是派系利益纷争。地缘认同引发的冲突引人注目。北洋政府时期的安徽学潮,虽受全国学潮的影响,但与全国学潮并不完全同步,更多受制于省内政治环境的影响。在学潮发生发展过程中,旅外皖籍精英亦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在新旧冲突中崛起——论《金粉世家》

自五四新小说问世,中国小说现代化、世界化之后,在现代文学观念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便失去了对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兴趣(除了小说史研究)。章回体逐浙退居为通俗小说形式。

徐志摩:在新旧冲突与东西方文化碰撞中

处于新旧文化冲突、东西文化碰撞、各种观念剧变时期的徐志摩,承受着历史转折的矛盾和痛苦:他既反叛传统,又受传统文化影响甚深,人生态度、艺术创作充满了矛盾;既受欧美文化熏陶,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和“爱、自由、美”的“单纯信仰”,又在现实生活中流入了怀疑,体现着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选择上的艰难。

自由与格律:五四时期中国诗体的新旧冲突

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新旧冲突异常激烈。其中,中国诗歌的新旧冲突,尤其是中国诗体的新旧冲突更是文学论争中的焦点之所在。新旧诗人围绕诗体问题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句式、用韵和节奏三个要素上。在句式上,倡导自由体的新诗群体主张打破旧诗五七言为主的句法限制,代之以灵活多变的自由句式,而旧诗群体则以五七言为诗歌最佳体裁,并对新诗的无定体进行批判;在用韵上,新旧诗人群体围绕诗歌是否应该用韵以及新韵与旧韵问题展开争论;而上述这两个要素最终指向诗歌的节奏问题,新诗人追求不同于旧体诗词格律的自然节奏,力图实现诗歌形式的绝对自由,而旧诗人则坚守格律体的规范之节奏,并以规范为自然节奏之标准。当旧诗群体不断以反抗性立场对新诗的自由体进行质疑和纠偏时,新诗阵营内部也在进行自查自纠和自我调适。新旧诗人围绕诗体问题展开的论争,实则体现了现代中国诗歌标准的分歧。而如何在自由与格律的冲突中不断寻找调适与和解的可能性,则是这场百年前的新旧诗体之争给当下中国诗歌的发展所提出的关键问题以及留下的宝贵经验。

下位法尾大不掉问题的解决机制——“新上位法优于旧下位法”规则之论

在我国多级多元的立法体制下,上下位法的制定、修改、废止在时间上始终具有一定的间隔,从而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由此,上下位法律冲突其实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旧上位法与新下位法之间的冲突,第二类为新上位法与旧下位法之间的冲突。前者是下级立法主体违法立法的结果;后者则是在法律发展过程中因我国立法体系尾大不掉而自然引发的结果。两类冲突应区别对待,对第一类法律冲突,除规章与上位法的冲突,其他的应按《立法法》规定的裁决或审查制度予以处理;对第二类法律冲突,则应确立"新上位法优于旧下位法"的适用规则,由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自行选择适用新上位法。

祭酒王先谦在新旧教育改革中的突围与坚守

王先谦一生中最主要的成就在学术文化、教育事业上。任祭酒期间,对国子监进行改革;归乡后,增设西学内容革新中国传统教育,并向学部奏请新的留学方案。但因他对儒家文化、封建王权的坚守,采取经世致用及中体西用的策略,注定其教育改革的成效不大。晚清政府处于内忧外患之际,无暇顾及留学策略的调整,最终导致新的留学方案未能实施。在王先谦从传统教育走向新式教育的改革历程中,可看出他归乡前后两种教育改革理念的矛盾与冲突。

戊戌维新与社会承受力

19世纪90年代,对于中国历史学来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时期。以救亡图存口号为标志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潮,在中华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掀起了巨大的冲击波,一时间,出现了“人思自奋,家议维新”,的生动局面。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审视自身,在新旧矛盾,新旧冲突面前,腐朽的封建制度和社会意识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突变观与渐变观的较量——《新青年》的进化论思想实践及历史影响

在进化论思想已经获得广泛传播的条件下,《新青年》转向了进化论思想的实践,推动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新青年一派坚持进化论思想中以渐变为前提的突变观念。这表现为他们观念中的新旧思想对立和中西文化发展水平的时代差异,并试图以西方文明来革新中国传统文化。进化论思想中的渐变和突变观念,分别给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提供了思想工具。在实践中存在一种时机错位的现象,即特定时期的思想论争,其思维模式在事过境迁后它的应有有效性会发生逆转,好像历史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但激进或保守的历史作用,最终要接受历史的裁定。

巧妙用“冲突” 课堂更灵动——浅谈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冲突”智慧

在大课堂观的理念指导下,小学数学教学课堂上经常会出现各种矛盾、冲突,有新旧知识的冲突,有学生思维方式的冲突,有预设与生成的冲突……如果我们善于处理和利用这些冲突,那么,我们的开放型数学教学课堂一定会更加灵动,更具生命力。

“鸳蝴派”始基徐枕亚的舛错婚恋与哀情文学生涯

有“哀情巨子”之称的南社作家徐枕亚,在“五四”以后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始基。以其身世为原型的开山作《玉梨魂》是南社文学创作中的代表性作品,以独异的体裁形式与语言结构呈现新旧交替的特点,辉映出近代文学的余彩。作品无论是形表外衣还是精神内核,均深钤社会转型期的真切印记,反映出那个时代人性与情爱的问题。把握影响徐枕亚创作思想的舛错恋情,有助于解析近代文学一大阵营——“鸳鸯蝴蝶派”最初发生的动因。

论苏童笔下的“颂莲”式女性

苏童是少数几个尤其擅长写女性的男性作家。他对女性的心理描写和细节把握都处理得恰到好处,非常自然。他笔下的女性一改过往的温柔善良、知书达理,相反的,大多都阴暗猥琐、粗俗野蛮、善于妒忌,非常具有特色,成为中国当代女性小说的独有景观。苏童的几个从女性视角描写的女主人公具有很多的共同特征,他将这些女性称为"颂莲"式女性。

一场注定失败的突围——张爱玲小说《传奇》中关于现代性难产的寓言

张爱玲的《传奇》世界以半殖民地和半传统的中国社会为历史背景,主要由遗老遗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构成,其中的相当多数人物已经受到新思想的熏染,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具有了一定的现代性。但传统世界及其伦理观在走向崩溃的同时仍然保有强大的影响,从而阻碍了新的价值观的建构,这一点投射到《传奇》世界中,使得其中各色人物对现代性的追求不得不停留在表层。虽或有大胆者试图冲破藩篱者,但在社会的重压下仍以失败告终。《传奇》中的故事显示,旧的观念和习俗仍然是支配社会的真正精神内核,近代中国的"理性化"和"现代化"之路道阻且跻。

损害救济新旧法适用选择的过渡法规则

过渡法是解决新旧法冲突、确定新旧法效力范围、指引特定法律关系援用新法或旧法的法律适用规范。特定法律关系过渡法规则的确定,首先在于明确客观的"连接点",然后根据"连接点",运用形式逻辑,或进一步展开价值取舍与利益衡量,来确定选择新法或旧法予以适用。指引损害救济选择新旧法的"连接点",是对损害事实进行认定的确认型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产出的"请求权—义务"关系所造就的"待决法律状态"。基于该"连接点"的损害救济过渡法规则,是新法即行适用。这首先是基于待决法律状态,因法律效果未确定有待法律进一步评价而从属新法效力范围的形式逻辑判断;其次是新法优越的实定法"进化论"推定、法律适用统一性的价值追寻的结果。过渡法规则的确定,区别于经原则衡量,适用优先原则获得个案实体裁判规则的方法。

迷失与新生——论《四世同堂》中的女性形象的民族国家观念与文化审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家族命运、个人生存与国家民族危亡合而为一时,“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动员一切政治的、文化的力量。特别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阶段——‘绝对主义国家’时期,更需要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的支持,以造就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1)而这种现代化的进程一方面促进文化更迭,另一方面又会发生新旧文化冲突。在这种文化思潮的背景下,老舍于1944年开始创作《四世同堂》至1948年6月底完稿,分为《惶惑》《偷生》《饥荒》三部。

“寻根”湖湘的精神之旅——读王跃文的《家山》

《家山》是王跃文在耳顺之年精神返乡的力作,它以“北伐战争—解放战争”为时间纵轴,以“沙湾”为叙述中心,通过书写婚丧嫁娶和战争革命,以“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呈现乡土的常与变。日常生活叙事与宏大历史视野互融,乡贤、知识分子、官员、红军、农民等不同身份的人物轮番登场。面对乡土现代化过程中的新旧冲突、政党冲突,沙湾人在强烈的家国情怀的引领下追随“新人”、认同现代、走向抗日和革命。作者“寻根”湖湘,以“仁义传家久”和中华文化的延绵来探求克服危机的道德资源,重述历史的连续性,建构家、国、天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转型时代”视角下闽籍知识分子与早期的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第一家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企业,在早期的发展历程中,除了江浙而外,来自于福建的知识分子群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闽籍知识分子中,一部分是从传统士绅转换而来,另一部分则是直接接受新式教育乃至留学教育的大中专毕业生。他们大多处于张灏先生所提出的“转型时代”中,在他们身上深刻体现了新旧价值观念——如基于差序格局的乡情观念与现代出版机制,以及经济意识的萌生和扶危纾困的高义——之间的冲突。无疑,他们在20世纪初现代出版实践中的艰难探索,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传统与现代的折中:民初教育改革中的“经训”

民国肇建,建立何种“中心思想”成为摆在袁世凯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但是,由于袁世凯政府缺乏近代思想资源,因此不得不借助于传统思想以为立国之本。然而,袁世凯政府对于传统思想资源的借用与改造,加剧了社会上的新旧之争。面对新旧冲突,时任教育总长的汤化龙提出了“经训”思想,用以调和新旧。

文学革命初期的“文学”界说与认知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成为报刊热门话题,趋新者与守旧者争执不下,深究根本,新旧冲突源于观念认识差异。近年也有学者关注到“文学”界说在“五四”时期的变迁过程,但所论多以“纯文学”为核心且以概述为主①,故仍可再议。新派论“文学”抛开中国既有各式文体、文章,直接切换到论述文字著作的本质,以语言工具、功用的分析思路重新定义“文学”。西学东渐浪潮下,时人不论是据守旧义或欲融通新旧者,皆有意在中西文学之间寻求对应,以期各方认可。

“阿世”和“禽男”

鲁迅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九日致周作人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大学无甚事,新旧冲突事,已见于路透电,大有化为‘世界的’之意。闻电文系节述世与禽男函文,断语则云:可见大学有与时俱进之意,与从前之专办事者不同云云。似颇‘阿世’也。”这里面提到的“世”,即蔡元培;“禽男”,即林琴南。蔡元培,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清末曾发起组织光复会和中国教育会,是当时著名的革命家和教育家。辛亥革命后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一九一二年初任北京大学校长,进行改革,主张兼容并包,支持新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