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乡贤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功能

新乡贤是指新时代乡村治理中的社会贤达,他们不仅具有传统乡贤的乡愫情怀等一般特征,还发挥着传播与践行新时期乡风文明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在乡村治理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结合”过程中,新乡贤具有新思想新观念新情怀,因而其有利于促进村民自治制度的深化落实,引领乡村法治文化的创新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弘扬,从而推进乡村治理深化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

建设“一核多元”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

组织体系是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建设"一核多元"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既是习近平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探索的一个新创举,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自身的演进逻辑;既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的经验总结,又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的实践回应。从实践上看,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仍然存在结构上的"碎片化"、内部关系上的"紊乱化"、功能上的"梗阻化"等困境。因此,要建设"一核多元"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就必须坚持"三个注重":一是注重优化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基本结构,走出结构"碎片化"困境;二是注重理顺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内部关系,走出关系"紊乱化"困境;三是注重整合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基本功能,走出功能"梗阻化"困境。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重构：自治、法治、德治的统一

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乡村治理的成效直接关系到我国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成败。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迁,乡村治理结构和乡村治理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新时代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维护乡村社会良序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议题之一。文章通过对自治、法治、德治等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与研究,并在分析其成效及限度的基础上,试图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有机结合起来,重构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体系。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与新时代乡村治理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以实践为起点,科学揭示了社会是一个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各社会要素有机统一的活机体,具有实践性、整体性、人本性、动态性的特征。这一理论与乡村治理现实条件的动态变化、"三治结合"的系统化善治之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高度契合。乡村治理实践中,需要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为指导,强化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效协同,促进乡镇政府、村两委、乡村社会力量和村民治理合力的形成,注重传统治理手段与现代化治理手段的动态对接,推动治理结构系统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多样化的实现。

新时代乡村治理与法治、德治融合体系建设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了方向。乡村治理、法治、德治是我国传统社会、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至今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下,沿革下来的“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石,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法治、德治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格局,极大促进了我国新时代乡村的发展步伐。基于此,本文首先针对新时代乡村治理、法治、德治融合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进行阐述,其次分析体系建设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根据问题提出针对性的策略,希望对促进我国新时代乡村发展治理、法治、德治融合体系建设有所借鉴。

大数据驱动新时代乡村治理的路径建构

新时代背景下,大数据技术应用对乡村治理能力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内涵与特征,以推进治理主体协同、内容精准及手段有效为目标,构建"数据+整合"、"数据+服务"及"数据+预测"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托"陇南乡村大数据"系统开发建设的具体案例,分析大数据驱动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实现机制,提出从树立数据治理理念、布局数据治理平台及强化数据决策机制等入手推动新时代乡村"善治"。

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的形象探索——以赵德发的《经山海》为中心

赵德发《经山海》是一部当代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也是关于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的形象探索。它反映了十八大以来,乡村治理在政治意识、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政治风貌上的巨变,也表现出新时代乡村干部的改革愿望和政治智慧。它确立的文化发展战略目标,通过文学形象将文化提升到历史哲思层面,显示了精神的高度与气度,为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打开通途。当然,如何进一步探究乡村治理制度创新,以文学方式进行表达,深挖乡村社会复杂矛盾并找到治理举措,还有较大推进空间。

乡村治理现代化(笔谈二)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强调“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在如何贯彻落实好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开创出乡村治理新局面的关键时刻,以“如何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的召开恰逢其时。该论坛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主办,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县域发展研究中心、全国民政政策理论研究基地承办,《湖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协办。与会专家代表根据会议主题纷纷各抒己见、建言献策,本编辑部特根据会议发言组成一组笔谈,以飨读者。安明友教授认为新时代推进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要面对农业生产者新老更替、既得利益群体、思想藩篱的挑战,同时也面临国家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技术变革等新机遇。贺东航教授深入研究中共党史,认为当前党对农村的全面领导要遵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结合、党的价值体系和乡村文化结合、一核和多元平台相结合、一元化和独立性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刘伟教授认为乡村治理中的权力下沉强化了党的领导,增强了国家权力,提升了治理效能,丰富了基层治理途径。蒋英州教授认为要理清乡村治理中的行为主体及其权力边界,并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崔晶教授通过总结郡县制与里甲制的经验,认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结合的治理模式创新是解决国家治理难题的有效途径之一。袁方成教授认为新乡贤能够最大维度整合多元主体,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新格局。李荣娟教授认为要以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抓手,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罗静教授认为充分利用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资源效应,将有利于增强地方政府服务群众能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马奇柯博士认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有目标更明确、体系更完善、方式更丰富的新特点。总而言之,新时代推进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正确对待新问题,抓住新机遇,尊重“三农”,基层创新,以农民为主体,最大维度整合多元主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

乡村振兴视域下“三治融合”实施成效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调查

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目标。既有的研究表明,依托自治、法治和德治的不同组合形式,可有效回应多元治理需求,基层政府、村两委、人民调解委员会、乡贤等不同治理主体在多类别矛盾化解中呈现不同效用。当前乡村"三治融合"建设仍存在德治基础缺失、自治参与广度不足、村规民约操作性有待加强、民主评议与公共法律服务满意度较低等现实问题,须从构建共同价值准则、拓展村民公共参与渠道、激发新乡贤引领价值、实现村规民约激励约束双重效应等方面补齐乡村治理短板,促进村民满意度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