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理论阐释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了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基本命题。从理论上阐释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应当立足于主体、价值、规范等三个基本维度,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到国家治理多元实践主体,坚持制度之治、人民立场、良法善治的判断标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构建多元融合、契合地方的国家治理规范体系,以法治为依托把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论新时代社会治理法治理论原创性贡献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形式,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新时代社会治理法治理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中具有独特的方位。从遵循学理规范与研究进路视角看,新时代社会治理法治理论是以社会治理法治现代化保障服务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及其实践逻辑的表达,直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形塑了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基本命题、核心范畴、基本原理、哲学方法、实践面向的理论体系,构成“六维结构”涵盖十八个原创性经典观点。这些观点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呈现出概念上的系统集成、话语上的自成一体,共同构成了一个科学完备、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治理智慧及其新时代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政治活动、经济生产、社会生活中所积累的国家观、社会观、天下观、道德观、生态观的重要体现,是中华民族的标志性符号,对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治理智慧,突出表现为民惟邦本的国家治理理念、德法共治的国家治理方式、革故鼎新的国家治理精神、居安思危的国家治理意识、兼容并蓄的国家治理格局和天下为公的国家治理理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深入了解、积极总结、灵活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治理智慧,发挥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价值。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体系的构建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治理越来越成为一个新的研究主题和学科领域。不同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等传统学科,国家治理理论呈现一种新的强烈的国家视角和国家主体性意识及服务于国家建设发展大局的治理实践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国家各公共机构并不断优化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以持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家实力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伟业目标。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国家治理的思考与启示;借鉴全人类文明对国家治理问题的优秀成果;不断解决新的技术和社会条件对国家治理的机遇和挑战;不断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治理问题。

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研究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我国社会治理和法治建设的重要经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实践动力,为提升民族地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水平提供经验借鉴。全国各民族地区将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法治化有机融合,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需要改进社会治理领域立法,强化预防性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优化提升法治实施体系,促进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多维发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促进基层社会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

新时代奋斗幸福教育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功能发挥

新时代奋斗幸福教育承载着国家治理的价值内核,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可资利用的重要教育资源,具有极为重要的国家治理功能。新时代奋斗幸福教育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无论是在精神要义还是在价值旨归上均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通过开展新时代奋斗幸福教育,有助于人们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以及人生航向奋勇奋进,其具有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指明方向的功能;通过开展新时代奋斗幸福教育,有助于人们涵养家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砥砺拼搏精神,其具有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夯实教育高质量发展基石的功能;通过开展新时代奋斗幸福教育,有助于涵育我国公民的政治意识、革命意识、奉献意识,其具有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的功能。

新时代统一战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目标,统一战线在价值、主体以及运行机制三个方面与国家治理相契合,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和手段。我国进入新时代后,宗教世俗化倾向的加剧、新社会阶层的涌现、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对我国国家治理提出空前挑战。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以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为准则,利用宗教世俗化带来的积极因素,构建互联网大统战格局,团结联合新社会阶层人士,凝聚广泛社会共识,可以有效解决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势探赜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全新的、更为宏远的愿景,确保国家的发展战略与全球最优治理实践接轨。实现这个目标关键在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保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之义。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鲜明独特的自我觉悟凸显领导优势、以富有中国特色的时代创新凸显理论优势、以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凸显力量优势及以为人类谋进步的使命担当凸显责任优势。四个优势相辅相成,在新征程中不懈推动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革新,开辟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并在世界舞台上创造独具意义的辉煌成就。

“枫桥经验”在法治时代的新发展

在法治时代理解“枫桥经验”主要有四个层面,即价值理念、实现路径、正当性以及防止形式化,“枫桥经验”的运用要强调人民性、自愿性在实践中的核心地位,不能形式化地理解、运动式地推进“枫桥经验”实践。首先,“枫桥经验”是纠纷解决的一种思考方式。纠纷解决机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纠纷解决系统由诉讼与非诉讼两大类型构成,民事诉讼是实现民事权利的制度机制和体制,坚持纠纷解决的自治性、人民性,将其表达为当事人主义、处分原则。但是,在现代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复杂的情况下,为尽快一体化解决纠纷,已经出现违背这些原则的实践。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方位、制度优势与实践方略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二十大召开以来,学界就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方位、制度优势和实践方略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共识性成果丰硕。总结梳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帮助我们厘清新形势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难点问题,而且可以从多元视角审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的目标、方向和现实举措,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益的理论思考。

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理念与实践路径

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方法.作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国家治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性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内在价值追求.在此过程中,虽然面临着政府治理偏差、市场经济存在的问题、社会参与不足等各种治理难题,但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大力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必然能实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时代边疆国家安全风险防控的逻辑转换与实践路径--以边疆治理为视角

进入新时代,“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作为国家安全的敏感区域,边疆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发展大局中的地位更加凸显。由于地缘政治环境、经济社会转型、民族宗教关系、边疆治理能力等因素影响,边疆国家安全风险上升,形成结构性风险和过程性风险并存、内源性风险和外源性风险交错、传统安全风险与非传统安全风险叠加、边疆问题变异转化引发安全风险增大、跨境地区的安全风险源增多等趋势特征。新时代边疆安全风险防控必须跳出单一的“安全性”的线性思维,向复合型的统筹安全与发展的边疆治理的逻辑转换,积极构建国家边疆安全风险防控的国际合作机制,完善国家边疆安全风险防控体系,推动边疆安全风险防控的机制创新和能力提升。

新时代能动司法:构建“一体两翼”的回应型刑事司法模式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刑事法治发展的根本遵循,最高人民法院重提“能动司法”,为刑事法治发展提供了具体着力点,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新时代能动司法”在“能动司法”的立论基础上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科学精神和价值追求,成为司法领域的意识形态。为推动“新时代能动司法”理念落实落地,应构建以案件审理为主体,以司法建议、司法宣传为配套的“一体两翼”回应型司法模式,着眼于服务保障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刑事法治发展达到更高水平。

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四维进路

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但面对变幻莫测的百年变局,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仍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坚定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事关党的发展前途,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此,需要建构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理论之维、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实践之维、凝心聚力国家认同的发展之维和高度警惕内防外御的防范之维,筑牢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之基。

新时代公安院校国家安全法治教育的实施路径研究

新时代,国家安全面临新的形势,对国家安全法治的需求也在增加。公安院校应当切实担负起强化国家安全法治教育的责任。公安院校国家安全法治教育存在缺乏顶层设计与系统性、缺乏协同育人的机制、课程设计与教材薄弱、缺乏评价机制等问题,因此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协同育人意识、加强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完善评价机制。

新时代教材国家形象建构的逻辑起点、基本特征及实践进路

教材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媒介。新时代教材国家形象建构是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为逻辑起点,它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深入教材建设的实践转化,还是教材建设强化新时代国家意识的核心要义,更是新时代教材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的自为选择。新时代教材国家形象建构的基本特征表现为:教材国家形象建构要素凸显强国特质,教材国家形象建构类型体现多元呼应以及教材国家形象建构结构呈现系统有序。新时代教材国家形象建构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明确教材国家形象建构目标定位;要以教材建设现代化为着力点,建立教材国家形象建构体系;要以教材体系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助推中国式教材国家形象现代化。

新时代公共安全风险管理与应对策略——评《公共安全风险治理》

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安全领域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多,从自然灾害到人为事故,再到网络安全和生物安全等新型挑战,风险的性质和形态也更加复杂多变。公共安全风险管理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在新时代背景下,公共安全风险不仅关乎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而且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新时代公安机关参与乡村社会治理:价值意蕴、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

乡村社会治理既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公安机关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是护航乡村振兴的有力保障,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平安乡村建设新期待的关键路径,是加快推进基层警务体制机制改革的主要抓手。针对公安机关参与乡村社会治理面临多元治理格局尚未有效形成、法治实践尚不充分、治理数字化支撑不足、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等现实挑战,从多元共治、法治保障、科技赋能、专业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优化公安机关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建议。

新时代家风家教融入基层法治文化建设研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新时代家风家教与基层法治文化建设在逻辑上紧密相连,二者相辅相成。经过长期的发展,贵州省黔东南州的基层法治文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目前还存在着社会观念重人情轻法治、家风家教立法缺位且可操作性较差等现实难题。为进一步解决上述难题,推动黔东南州基层法治文化建设,笔者结合黔东南州法治文化建设现状,提出以优良家风家教推动法治社会观念建设等解决路径。

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路径探析

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切实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建设,完善基层治理的立法和制度体系[1]。基层是群体矛盾冲突易发的高风险地,故社会治理应首先将视角置于乡村社会治理。进入新时代,我国乡村法治建设成效显著。但还存在一定不足,主要表现为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农村自治组织工作人员所受监督不足、农村执法能力及队伍建设不足、乡村法治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遂提出应以党建引领加强普法宣传、多方参与、共管监督、立法工作、乡村执法能力推进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持续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