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能力与跨文化能力的融合培养——基于《新未来大学英语》的任务设计分析

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是外语教学的核心培养目标,两者具有高度重合之处,具备融合培养的可能性。本文通过对《新未来大学英语》综合教程1、2两个基础级别中有关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培养的任务设计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了两种能力融合培养的具体路径。培养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两类任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叠、循环互动,具体表现为引导学生在跨文化场景中锻炼思辨能力,以思辨的方法解决跨文化问题,并自然融入课程思政目标,进而实现两种能力的融合培养,充分体现了跨文化思辨育人的教材编写理念。由此,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应学会凝练培养目标、整合教学资源、优化教学方法,从而进一步实现多元能力发展观在外语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新中国未来记》叙事模式分析

目的:晚清之际,在梁启超等人的呼吁下,小说地位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文人参与小说创作。李欧梵曾提到,在(现代性)兴起之前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这个想象的过程是一种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小说和报纸是非常重要的两种载体,晚清报刊的兴盛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文人通过报刊针砭时弊、辛辣讽刺,企图在面向大众的报刊中寻求认同感,营造一种“虚空的共时性”,而当读者阅读时,会拥有共同的日常生活、共同的日常时间之感,从而达到共同想象的目的。方法:梁启超在中国近现代第一份以登载小说为主的杂志《新小说》的第一号第一篇连载《新中国未来记》,展示了其政治抱负和学术理念。他在小说叙事中构建了层层嵌套的叙述主体,并且在每一层级中对叙述主体进行一定的创新,引入“演讲呼告”与“一问一驳”的独特文体形式,借助大段政论文字,体现其“发表政见,商榷国计”的写作目的。结果:文章对小说中各叙述层级进行分析,通过文本细读,分析梁启超在小说写作中的新实践与新探索。结论:《新中国未来记》继承与创新了传统叙事模式,梁启超用文学外衣包裹先进的政治理念,在新旧交杂的叙事模式下,打造虚实相间的阅读效果,传递出对未来社会的独特构想与无限期待。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实施路径研究——以《新未来大学英语》(综合教程)为例

在课程思政的背景下,大学英语作为大学公共基础课程,需要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的统一。文章基于《新未来大学英语》(综合教程),在教学实践中探索“体验式学习—深度阅读—主题升华”的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新材料与未来”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案例研究——以绪论教学为例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方针,构建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各类课程同行同向的协同育人模式。文章以“新材料与未来”的“绪论”一课作为教学设计案例,从绪论教学内容简介、课程思政教学思路设计、思政教学案例等方面探讨了课程思政在“新材料与未来”绪论课中有机融合的教学设计思路与方法。

大学英语教材跨文化能力培养研究——以《新未来大学英语综合教程》为例

跨文化能力培养是高校外语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而外语教材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手段。本研究以《新未来大学英语综合教程3A》为研究对象,从教材编写原则、内容编排、练习活动三个层面考察其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并针对性分析教材中关于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文化呈现内容。结果表明,该教材体现了培养学生跨文化能力的教学目标,将跨文化态度、知识、技能培养作为其编纂的目的之一;注重融入世界多元文化,同时强调中华文化的熏陶,体现了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思政要素。教师应充分发挥能动性,剖析教材蕴含的跨文化要素,注重跨文化教学的价值取向,引导学生学习中华优秀文化、理解和尊重异国文化、丰富世界文化,从而拓展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走向世界和走向自我:《新中国未来记》的叙事艺术

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进行了大胆的叙事实验,包括对叙事时间、空间、视角的处理。《新中国未来记》中三维时间体的建构和时间流速的变化,显示出他在晚清变革浪潮中的思想困境和历史意识。小说中空间设定的焦点及散点背后也颇具文化意味,反映了近代都市的发展及近代文人“走出去”的世界意识。此外,小说有四层叙述者,多重隐身叙事者与现身叙事者并存,梁启超的自我主体性十分蓬勃,展现出对叙事的强大介入力,用以宣扬己见。通过对《新中国未来记》叙事策略的考察,可以从文本层面揭示梁启超文学正在努力摆脱传统叙事话语,走向世界文学领域的新特质。

“不死者”之“未来”--论梁启超的《世界末日记》与《新中国未来记》

1902年,《新小说》创刊号上刊登了梁启超所作的《新中国未来记》与所译的《世界末日记》,此前书目预告中的《世界未来记》却并未出现。对于以激励爱国精神为宗旨之刊物的创刊号而言,“末日”的出现值得深究,其所体现的是梁启超在“末日”与“未来”之间所建构的逻辑理路。梁启超运用佛教及进化论思想对源自基督教的“末日”观念进行了改造,借用“无量”“世相续”“生死”“进化”等观念,将“末日”重新阐释成一种过渡环节,一种历史进化中的“劫”,同时也是“未来”的起点。在“末日”通向“未来”的过程中,“不死者”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不死者”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行动,且唯有在进化的时间之流中才有意义。梁启超在“末日”与“未来”之间所架起的这座桥梁颇为重要,它意味着重塑现实是可能的,也即,在面对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时,作为行动或准则的“不死者”将使历史的可能走向得以显明。“末日”与“未来”在《新小说》上的同框体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现代知识分子在复杂的历史境遇中为探求中国道路所作出的努力。

小说作为“革命”——重读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

"革命"在梁启超文学及政治道路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中国未来记》这部未完之作,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呈现了文学与革命的辩证关系,恰恰成为梁启超种种革命理念的现代寓言及未来想象。在他的理念预设框架内,小说与革命的重要性不相上下。文章检视了梁启超展开革命话语的路径,以及他之所以将小说视为宣传革命最有力的工具的理由,关注梁启超如何在小说的"将来完成式"中调动起对革命的种种理念,以及种种叙事策略如何构成其革命日程表中的标的物,关注《新中国未来记》所指涉的"未来",并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考量该小说的启示义。

向着“未来”前进——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新解

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未来记》(1902)的细读,分析其中正文与批注之间的时态对话关系,以说明作品既非单纯地叙述"未来",亦非仅仅评论"现在",而是在两者之间往复运动,由此构成其根本性的叙事特征。此外,通过考察其中此前未被关注过的多处时间错误,来讨论梁启超在试图穿行中西纪元、现在与未来时的困难,并对这一作品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位置和意义做出评价。

从《新中国未来记》来看梁启超对政治小说的选择与接受

2010年出版的《世博梦幻三部曲》又重新炒热了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为这部未能完成的政治狂想曲找到了新的市场契机。20世纪初年的梁启超期望借助政治小说的文本形式以实现启蒙民众的目的,最终实现其"新民"与"新国"的理想图景。《新中国未来记》是梁启超受西方政治小说影响而写下的一部标本式的"新小说",其政治化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晚清及五四时期的文学译介和创作倾向。

从《新中国未来记》看梁启超由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

梁启超受康有为的启迪,以"魁儒硕学,仁人志士"的外国小说家为榜样,亲自创作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以其创作实践向国内小说家示范,又以"小说界革命"理论,导引越来越多的士加入小说家队伍。《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及其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都表明梁启超转型为一个近代知识人。作为向知识分子转型的士大夫,梁启超身上明显存在新旧杂糅的痕迹,这正是中国传统之士向现代知识分子发生转型时普遍存在的特征。

论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二重结构及其意义

梁启超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文本上具有政治与文化的双重结构,它表露了梁启超对中国文化历史与现状的隐忧,以及他在日美欧强势文化迫力下的精神反抗。正是由于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因素的复杂影响,小说的写作进程被中断。《新中国未来记》作为政治与文化文本,其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一种新小说的范式,更在于体现了作家自身的政治与文化观念,由此提供了一个透析作家自身政治、文化困境的窗口。

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未来新时代的精神——基于《共产党宣言》的考察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以思想的方式把握到了人类历史进程当中的时代精神,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把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未来新时代的精神,是马克思在同时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进程中得出的论断。于此,揭示这一论断的科学性、普遍性和现实性,从而进一步阐明《共产党宣言》的当代价值和现实关怀。

《新中国未来记》研究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未来记》作为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实践性文本,其文学史地位和学术史价值自不待言。自1902年平等阁主人在《新小说》第二号发表《〈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总批》以来,截至2020年10月24日关于《新中国未来记》的研究、评论文章共计51篇,内容主要集中在小说的预言性、现代性、未完成性等方面。相对于梁启超研究的整体情况而言,《新中国未来记》研究稍显不足,这种不足不仅体现在研究成果的数量方面,也体现在研究的深度方面。

黑暗中的迷茫与追寻——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对民族救亡路径的探索

戊戌政变的伤痛对于初出茅庐的梁启超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痛定思痛,他开始反思晚清社会的深层次弊病,进而对于救亡的路径选择感到困惑和迷茫。小说中主人公黄克强和李去病关于无血破坏或流血革命的观点交锋,体现出作者在探索拯救之道时的犹豫与内心挣扎,二人的辩论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深处自己与自己的对话。

《新中国未来记》对中国传统叙事方法的继承

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率先尝试。但是,由于新小说家们对传统根深蒂固的认同感,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小说的立意和内容上,而不在小说的叙事模式上。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学叙事方法的继承,可以从《新中国未来记》中章回体的模式、多层说书人设置的叙事框架,以及对史家笔法的继承和答问体的运用方面,认识处于中国新旧之交的承上启下的小说创作。

“壬寅”轮回——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时间观念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2)这部以“时间”为主题的小说,与其《新大陆游记》等同一时期的海外游记相同,对纪年法的使用有着明显的区分,即对公元纪年法的使用,仅限于描述西洋事物之时;而他的“个人时间”以及小说的故事推进,实则由干支纪年来完成。并且,《新中国未来记》这篇于“壬寅”年创作的小说,其时间观念的核心也恰恰为此“壬寅”。梁启超创作这篇小说的初衷,或许原本是意图构想出一个全新的未来中国。但其构想本身,却一开始便束缚于传统时间观念之中,在干支的时间轮回里从不曾逃脱出来。

未来网络的一种新范式:网络智能体和城市智能体(特邀)

文章提出了未来网络建设的一种新范式:网络智能体和城市智能体。在思路上完全不同于"美欧日韩等先后启动的各类未来网络研究计划",不再仅仅局限于"纯网络"范畴的革新,而是跳出"纯网络创新"范畴,以网络连接数从百亿巨增到人-网-物万物互联与融合的千亿和万亿需求层面着手,以未来互联网从消费领域全面向工业制造领域推进的巨大需求层面着手,以人类知识总量翻一番的时间由几百年缩短到半天的大数据需求层面着手,从与传统网络技术兼容、保护现有网络投资并可不断纳入各类未来网络新技术的思路着手,本文提出端到端的、全程全网角度的"网络(云网)+感知+大数据+算法处理+人工智能"类人行为意识和自我调控能力,互相协同、共同解决网络中存在的问题(因为单靠纯网络自身已很难解决这一综合问题)。网络重构与软件定义网络/网络功能虚拟化(SDN/NFV)只是该范式的第一步。详细介绍了什么是网络重构,网络重构和引入智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网络重构的基本内容,什么是网络智能体,什么是城市智能体并举例。

试论《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的民族国家思想

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是一部体裁模糊的作品,它有小说的外壳,却内含大篇幅的政论。其中,黄克强和李去病之间的辩论是全文的一大焦点。作品中有对未来中国的想象,也有对现实中国的描述,更有采用两位主人公激烈辩论的方式探讨如何改变中国现状,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内容看,他并没有全盘接受西方民族国家思想,而是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国民的精神状态与民族国家的基本要求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力图通过国民精神价值的重建而为政治理想的实现找到一条道路。由是观之,《新中国未来记》充分体现了梁启超的民族国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