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格律体如何可能--重论新诗的格律问题

自由诗虽然在当代新诗坛仍然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但同时也存在接受范围日趋狭窄、接受程度日益降低等问题,而新诗重新回归格律的看法和实践也一直存在。因此,有必要对新诗的格律问题重新加以考察,以更好地思考新诗的发展路径。新格律体诗既可以从中国五、七言诗与西方格律诗那里借鉴顿数与押韵的规律,也可以从词体中借鉴节奏模式。相对于旧格律体的“严格的重复”,新格律体是宽松的,因而可以容纳更多的“现代感性”;相对于自由诗的“变异的重复”,它又是规整的,较容易在作诗者与读诗者之间形成某种“视野融合”。注重形式的规范与要求形式的解放同样重要,新格律诗的探索和实践对于发挥汉语优势、丰富意蕴表达以及促进诗体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欢迎新格律体诗的回归

翻开1996年的《诗刊》,如果稍微留意一下诗体的花色品种,那么,你会发现,"似曾相识燕归来",有那么一种阔别了十几年的格律体和半格律体新诗,又不声不响地出现在不同的栏目上。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多年来自由体诗一统版面的单调局面。

论郭沫若早期对新诗体的创造——兼论郭沫若并非自由体诗的典范诗人

数十年来,诸多版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犹如汗牛充栋的诗学宏论,几乎都一致认定开一代诗风的郭沫若为自由体诗人的杰出代表。其实,这种认定,是很不准确、很不科学的。笔者认为:贴到郭沫若诗作上的“自由体”的炫目标签,早就该从各种现、当代文学史和理论文章中撕去——因为郭沫若自新诗创作起始,原本就不是单一的自由体诗人——他在创作惠特曼式的自由体诗的同时,还为我们创作出不少新诗的格律体。郭沫若早期对新格律体的尝试和创新,同样有彪炳千古的开山之功。总之,郭沫若早期的诗,体制新,旋律新,雄丽、华美,激情澎湃;它既给人以不甚整齐、参差跌宕的美感,又在参差跌宕之中,蕴含着极有规律的“律动美”、“对称美”及“均衡的美”。它虽然一泻千里,飞腾跳跃,但却不失错落有致、布局缜密、结构谨严。从美学视点上来加以审视,它无疑具有着参差均衡的大美。同时,本文还着重指出:尽管郭沫若说他“最厌恶形式”,但他自身的创作实践,却雄辩地证明了:艺术形式在形象思维过程中,有着较大的潜能和力量。而那种讥讽新格律体为“豆腐干式”的论者,也只能是在诗体学方面的无知或心存偏见！最后本文强调,诗歌理论界和现、当代文学史界,应从具体诗人的具体作品出发,去进行分析、研究,方可得出正确、中肯的结论。

1950年代卞之琳新诗格律理论探析

在1950年代几次新诗形式大讨论的背景之下,卞之琳于1953年中国作协组织的讨论会上首次系统提出他的新诗格律理论,后以《哼唱型节奏(吟调)和说话型节奏(诵调)》为题发表于《作家通讯》。尽管卞之琳的新诗理论直至1980年代才渐臻成熟,但此次发言已然搭建起卞之琳新诗格律理论的主要框架。他以"顿"为核心,区分了新格律诗的两种节奏类型"吟调"和"诵调",并对押韵、平仄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卞之琳的"新格律体"理论是1950年代新诗格律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民歌写作"的热潮中坚持了诗艺的独立性,并给予新诗写作更大的自由空间。对卞之琳在1950年代提出的诗学观念进行学案式梳理,将卞之琳的新诗格律理论放入时代背景中进行阐述,可探讨其在当时文学场域中的互动。同时,结合卞之琳前后的诗学主张以及卞之琳的诗歌创作,可深入分析卞之琳1950年代新诗格律理论的特点及其对新诗音乐性探索的意义。

论黄淮的新格律诗

进入新时期以后,自由诗几乎一统天下。但同时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一些有志于新格律诗创造与研究的人也开始大声疾呼了。其时,人们议论纷纷,对新格律诗的前景,有的乐观,有的悲观。卡之琳先生则很冷静,他在几篇文章中一再表露,要新格律诗在中国有一个长足的发展,恐怕时机尚未成熟。现在看来,时机的确还没有成熟。从朦胧诗到后起的各种现代派诗是越来越不讲究诗的语言,诗的形式,

评丁芒的新格律诗观

中国新格律诗,或称现代格律诗,从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在《晨报诗刊》倡导以来,已有六十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了不断探索的曲折历程,积累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现在的诗坛,写作自由诗者多,尝试新格律诗者少。这种状况令人担忧:它使不少坚持摸索格律新路的诗人感到旅途的寂寞。它还使不顾诗史实际的人,草率地断言新格律诗绝无前途。不久前,我看到有一位评论者对新诗将来的预测。他以现今诗坛的若干材料为依据进行推断,肯定将来最没有前途的是新格律诗。且不说这种推断是违反逻辑的:如果说现在写的人少即可推断将来写的人也少。

新诗潮与中国诗歌传统关系的思考

中国的新诗,当前也正处于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期。其朕兆,便是近年来涌现的新诗潮。这个新诗潮不但新诗彩绘纷呈,而且包括人们惯称的旧体诗也出来争奇斗艳。剖析这一诗潮的起因,正确把握其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关系,对我们推动诗歌创作的更加繁荣显然是有益的。

论卞之琳的诗歌追求与诗体创造

1935年1月,“现代”诗人卞之琳在一种特殊的心境下写过一首极富戏剧意味的诗作《距离的组织》。朱自清先生评论此诗的特点是将时间和空间的远距离用联想组织在短短的午梦和小小的篇幅里。其实这不仅限于对这首诗的评论,也颇能在比喻的意义上说明卞之琳诗歌的诗体创造乃至30年代现代派诗的诗体特征。

郭沫若研究若干问题考辨

一、谁是《女神》的最早评论者郭沫若的《女神》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之作。对于这部“开一代诗风”的诗集,几十年来,不少诗人、评论家、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写了数量众多的评论文章。但谁是最早向读者推荐这本诗集的“伯乐”呢?这倒是一个值得查考的问题了。有人曾把闻一多当作最早评论《女神》的人,我认为这失于审察。从查考资料来看,最早称道《女神》中单篇作品的是宗白华。五四运动期间,宗白华担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郭沫若经常给《学灯》写诗,宗白华激赏郭沫若抒情的天才,大量发表他的作品,促成他诗歌创作的狂潮。一九二○年一月,宗白华接连写信给郭沫若,称赞他的《凤凰涅槃》中的《凤歌》“真雄丽”,“以哲理做骨干。

论中国现代诗歌形式的走向

自由体涌现了“五四”时期、三十年代、抗战时期的三次浪潮，与新格律体、民歌体交互演进：中国现代诗歌形式呈现出螺旋形上升的自由化走向。这是由诗歌内部的需要、社会文化的选择以及外域影响的触发等诸多因素形成的合力场所决定的，也体现着诗歌形式辩证发展的规律。其趋向是在多元化格局中竞争与整合，追求合规律的自由。

“一鸡两吃”的尝试——看《“黑七月”诗文两篇》

(特选评这两篇小习作,赠给今年高考的青年读者) 所谓“一鸡”,指的是诗文的材料来自一处:临近高考的学生面对黑色七月的一种失落感(情绪及其具体的依凭有些不同),而“两吃”,则是在体裁上用两种样式作情感情绪的载体。相比之下,诗的表达要死板一些。

田间与街头诗

田间与街头诗郭仁怀（一）街头诗古已有之，而且一直在民间流传着。但街头诗的真正崛起，并且形成群众性诗歌运动，则是在抗战时期的延安。１９３８年８月７日，是延安街头诗运动日，从此街头诗便成了抗战诗歌中的新样式、新事物。这场运动是由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

读者中来(三则)

▲今年我订阅了全年《诗刊》。从1—3期看,总觉得不甚满意,最大的不满意是这3期中几乎没有一篇涉及反腐败、反不正之风的诗,仅在1期旧体诗中有《哭孔繁森长歌》一首,是对廉洁奉公者的颂歌,却无有对贪官污吏、腐败分子的怒吼与愤斥。从1—3期的《编委论坛》——《四十而不惑》、《个性与流派》、《欢迎新格律体诗的回归》看,也没有倡导诗人要投入到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反腐败斗争中去。从各栏目到各个诗篇,都是超脱于反腐败斗争之外,向来有"愤怒出诗人"之特色的诗歌领域,面对着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反腐败斗争,为何那么平心气和,不拿起笔杆怒斥这种有亡党亡国危险的腐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