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民本主义的时代内涵及其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

新民本主义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本观。无论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还是作为中国改革发展的路向,新民本主义的内涵应是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精神要求的。在当今,党的新民本主义应是指以"关注民生、保障民权、发展民主和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内容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民本思想。

试论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

本文认为,明末清初以黄宗羲、唐甄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的进步思想,属于“新民本”思想,将传统民本思想“重民-尊君”模式发展为“重民-限君”的政治思想模式。这种思想来源于传统,趋向于近代,与西方民主思想同“科”不同“种”,在近代中国思想界迎进西方民主时,成为天然的嫁接砧木。

论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启蒙意义及局限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传统民本思想有六大突破:把维护天下人的“自私”、“自利”作为为君之“本”;把“在万民之忧乐”作为“公天下”的基本诉求;将民本思想中尊重民意的观念上升到尊重民众权益的思想;认为“以民为本”就是君为民设、君是民仆;君臣都是为天下人服务的,因而是师友关系;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政治观念。由此可见,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但他从传统民本思想中得出的进行社会改造的政治结论,却超越了民本思想,是具有民主启蒙意义的新民本思想。但用近代民主思想来考察,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没有人权观念;没有“主权在民”的观念;虽然看到了君主专制统治的弊端所在,但并没有真正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正是由于黄宗羲新民本思想中的这些历史局限性,所以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引发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理论。

新民本——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灵魂

新民本的实质是处理基本政治关系——官与民关系的政治准则 ,是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灵魂。新民本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民本的以民为本、尊重民意、爱民和养民的精髓。两者又存在着本质区别 传统民本的“民”只有工具性价值 ,新民本的“民”有目的性价值 ;官民关系中 ,传统民本以君(官 )为主体 ,新民本以民为主体 ;传统民本的实质是官本位和君本位 ,新民本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殊表现形式。新民本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从新民本主义到新民生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前提

中国古代民本主义在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中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批判封建制度、追求社会变革的思想,并且出现了否定剥削的乌托邦倾向。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又促使人们重新发掘早期启蒙中的新民本主义,并且在对未来社会目标的构想中,批判了资本主义。孙中山的新民生主义是建立在“以民为本”之上的,他把民本主义推向极致,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历史文化前提。

从唐甄对君民关系的考察看其新民本思想

唐甄《潜书》对君民关系的考察是从三个不同层面着眼的。第一个层面 ,从历史上来看 ,唐甄认为君民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第二个层面 ,从社会关系上来看 ,认为君民之间处在政治机体的不同部位 ,是心与身的关系 ;第三个层面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 ,认为君民之间是人格平等的。唐甄的政治思想是介于传统民本和近代民主之间的过渡的思想形态———新民本思想。

唐甄新民本思想的启蒙意义

明末清初,以唐甄和黄宗羲等人为代表的新民本思想,承先秦时期的民本传统,并结合商品经济发展、政治上改朝换代等时代变动的因素,用时代话语表述了其思想的主要内容,成为中国学人接受近代西方民主的启蒙先声。

试论邓小平的新民本目的论

邓小平不仅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科学地回答了"为什么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民本目的论的思想和主张,即: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的依据来解释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最终目的的思想和主张,是追求社会主义事业过程的完全性、追求社会主义建设目的的完整性、完美性的特性或行为,是关于为什么人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学说。邓小平新民本目的论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邓小平新民本目的论的逻辑起点;以人民为最高的价值主体,以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最高评价标准,是邓小平的新民本目的论的价值核心;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邓小平新民本目的论合乎逻辑的历史继承和创新发展。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突破与创新,澄清了在社会主义发展目的上的种种错误认识和偏向。

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理论结构、思想渊源及现代意义

梨洲先生黄宗羲（1810-1695）在354年前写下了后来被称为《留书》或《明夷留书》的八篇政论文章，在344年前现实性下了定名为《明夷待访录》的二十一篇政论文章。

论梁启超的理想人格:《新民说》重读

在“道德革命”的旗帜下,梁启超的《新民说》表达了“新民之道”的多项意谓。该书以明确的历史意识和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为前提,以建设“公德”为契机,以“利群”为道德之总纲来平衡公德与私德,目标是造就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应的“新民”。解读《新民说》,不宜纠缠于表述之欠周延甚或前后扞格,而可悬置系统哲学的框架,以观念史的方式钩玄提要。“新民”的历史形态是由“臣民”变为“国民”或“人民”,在道德界则应超出“私德”扩展“公德”。真正把握其“公德”观念,需要对“德”有逸出一般行为规范的界定,明确其包含“品性”“德行”和“行动”及其“力量”之复合意义;在此基础上会看清梁启超所谓“公德”实际上包含了一个观念群,它们由五对相反相成的观念绾合而成,涉及到形上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诸学科,对它们作辩证综合方才能描绘出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型理想人格,汲取其对于我们今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积极意义。

朱熹解《大学》“亲民”为“新民”之新证——从孟子讲“亲亲而仁民”入手

不同于唐孔颖达解《礼记·大学》“亲民”为“亲爱于民”,宋朱熹依照程颐将“亲民”解为“新民”;明代王阳明不赞同朱熹“新民”说,而认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主张“亲民”说。后世不少学者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并提出新证,主要有三:其一,以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为据,反对王阳明“亲民”说;其二,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其三,通过对《大学》思想内容的分析,而赞同朱熹“新民”说。这些论证,对于现今理解朱熹“新民”说,仍具有不少新意和启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自我革命的先行探索及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具有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的革命政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对自我革命先行探索的良好开端,不仅为新时代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成功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党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锻造了新型革命政党;土地革命时期,党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以自我革命精神破除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党积极开展整风运动,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解放战争时期,全党以“两个务必”抵御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进攻,在强烈的自我革命意识的指引下,探索了应对革命胜利后新挑战的新举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先行探索对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重要的启示。

基于多时相RSEI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以新民市为例

以辽宁省新民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2014年、2017年、2020年的相近月份(5—6月)Landsat 8 OLI_TRIS数据,提取4个生态因子[绿度(NDVI)、湿度(WET)、干度(NDBSI)、热度(LST)],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遥感生态指数(RSEI),对研究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演变特征进行评价。结果表明,2014年、2017年、2020年新民市RSEI的均值分别为0.397、0.348、0.506,呈先降后升的趋势。2014—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差和较差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北区域,面积占比由62.5%降至33.2%;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较好和好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南区域,面积占比呈明显的先降低后升高趋势,由21.3%先下降到18.4%后上升到37.0%。4个因子中绿度和湿度对生态环境质量起到正面作用,其中湿度的正面影响较为显著;干度和热度起到负面作用,其中干度的负影响较为显著。

盘州市新民镇红米物流配送优化探究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物流配送成为连接消费者与商品的关键环节。盘州市新民镇作为红米等农产品的主产区,面临着物流配送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等问题,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本研究旨在探究盘州市新民镇红米物流配送的优化策略,分析红米物流配送问题。研究发现新民镇红米物流配送存在基础设施薄弱、物流配送主体不专业、流程不规范、信息不畅通与信息管理落后以及高成本与低效益的矛盾等问题。提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和引进专业化物流企业、规范物流配送流程、加强信息交互与信息管理以及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等建议。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在基本原理层面所展现出来的核心要义,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发展水平决定了革命的性质及其发展程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运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构建了把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辩证地结合起来的创新性理论图景。这种创新性突出地表现在提出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按社会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革命所建立的却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国家、按社会性质来说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更广阔的道路等观点。这些观点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理论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纪律严明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和建设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始终将纪律建设置于重要地位,通过立规矩、抓教育、强监督、严执纪等举措,多管齐下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使党经受住了革命战争的考验,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成功实践,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