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历史描述

本文所关注的是 1 95 8年大跃进时期出现的“新民歌运动”。通过对这一运动的发动、开展以及落潮整个过程的描述与呈现 ,考察这一运动背后复杂的政治、文化、文学景观。这一运动牵涉到 5 0年代中后期共和国文艺与政治 (党和国家及其领袖 ) ,文艺与群众 ,文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和纠葛。对这些关系和纠葛的考察和厘清 ,将有助于把握与认识十七年文学乃至共和国文学的一些品质和特征。

论“新民歌运动”的现代来源——关于新诗发展的一个症结性难题

充满喧嚣的“新民歌运动”将诗推向它的反面即“非诗” ,但它却是“五四”以来新诗走向“大众化” (民间化乃至民族化 )的一次努力。在新诗的“大众化”努力过程中 ,由于“大众化”的倡导者们始终没有解决关于这一问题的悖论 ,从而导致历次“大众化”努力最终以远离真正的“大众化”为结局 ,这在“新民歌运动”中达到极致 ,在这场运动中新诗的主体性因被淹没在其择取的对象中而丧失殆尽。因此 ,有必要重新思考新诗发展和“大众化”的关系。

新民歌运动:激进现代性的文化表征

新民歌运动表征着中国现代性建构实践的激进化,在新诗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旨在建构优越于西方现代性的民族文化并真诚地借用"古典"和"民歌"的形式,结果却在规范与规训的双重作用下,于一体化认同建构过程中形成对世俗现代性的渴望与追求同审美现代性的极度缺失的强烈反差,从而走向对真正意义上的古典和民歌的自反性否定。对新民歌运动及与之相关的17年文学的研究存在反二元对立、重审现代性、回归历史等三种批评角度,批评的异响本身暗示着17年文学貌似单纯的现象背后的深刻复杂性。

毛泽东与“新民歌运动”始末

"新民歌运动"是1958年以毛泽东倡导为起点,进而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对新民歌选本《红旗歌谣》的批评是"新民歌运动"的转折点,1959年3月郑州会议上的谈话则预示着"新民歌运动"的落幕。毛泽东早年在北大的经历,革命生涯中关于民歌运动的实践,以及关于新诗建设问题的思考是"新民歌运动"得以发生的重要前提,而毛泽东对新诗建设问题思考地不断深化则是新民歌运动落幕的关键。

“文化翻身”的可能及限度——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工农创作”现象研究

在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工农"诗人的"文化翻身",既有"真实"的一面,又有"虚幻"的一面;既是一种"解放",又不是真正的"解放";既存在"翻身"的"可能",又是有"限度"的"翻身"。"工农"诗人经历了"无权说"到"有权说",从"无法说"到"学会说",从"不敢说"到"大胆说"的"文化翻身"的过程。而"新民歌"的生产方式、创作主体对"解放"的短视以及意识形态的伦理诉求,则是规限"工农"实现真正"文化翻身"的显性或隐蔽因素。

作为政治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从其开始之初,即没有按照文学特有的规律和轨迹向前发展。作为文学话语,它已经失去了文学所应具备的审美属性,但是作为政治话语,它却使得自身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形象表达方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不仅如此,民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意识形态,在以文学话语面貌出现的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被主流化。另外,民众的广泛参与也使“新民歌运动”以政治话语的身份参与到政治节日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来,从而显现着一个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特色。政治话语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力量巩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但文学话语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文学话语失去了独特的、永恒的魅力,政治话语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积极力量。

学术、文艺与政治的分殊——北大歌谣运动与大跃进新民歌运动“民间”取向之比较

"五四"时期的北大歌谣运动和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都是以民间歌谣的征集、创作为主要内容和方式的民间文学活动。但二者虽然都取面向民间之姿态,却各有倚重。发生于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北大歌谣运动旨在文艺创作思想的革新和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研究领域的开创;而发生于当代共和国历史的大跃进新民歌运动则旨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诉求。因此二者在对"民间"的价值取向上存在明显分殊,表征了不同时代语境的文化、政治内涵。

作为文学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人民群众自觉或非自觉地参与的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曾经被文化艺术工作者看成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这场文学运动不仅是1958年文化大跃进标志,也是一个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繁荣的标志。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与反思"新民歌运动"中出现的大量的诗歌作品时,我们发现这些"挤倒高山填满河"的新民歌是一种非审美的写作。意象创造的政治化使得各种政治术语充斥于作品之中;以概念化的情感把握代替了写作者由境而生、与象相成的审美的形式创造;在社会及人生理想的展示上更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最终也导致了理想抒写的情绪化。当独特的意象创造、自由的情感表达和真诚的理想抒写完全消解于政治话语中时,新民歌也就失去了民歌应有的魅力和文学应有的审美特质。

叩问与反思:1958年中国新民歌运动的再探索

1958年新民歌运动,是建国以来的一次重要文化事件,同时又是一场内涵极其丰富复杂的全民荒诞造诗运动,对中国诗歌传统,尤其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无疑必将是当代学者们在进行中国当代诗学研究时,难以回避的历史课题。因而,在文学发展的新时期,重新去探讨大跃进新民歌与中国诗歌传统的渊源,及其对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发展带来的影响,实事求是地做出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评价,将具有更新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1958年新民歌运动述评

1958年,中国城乡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人人写诗,处处赛诗。应该说,这场新民歌运动是大跃进的一部分,是文艺大跃进的具体表现之一,又是大跃进的鼓乐手,以民歌的方式宣扬跃进行为。在内容上,新民歌一方面竭力歌唱各条战线的跃进形势以及群众的劳动豪情,另一方面歌颂党、领袖和新中国。

《红旗》杂志与当代文学的“人民性”问题——以“新民歌运动”为中心

当代文学“人民性”问题的探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对当代文学“人民性”问题的认识主要是对苏联文艺界相关理论的借鉴,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对文学的“人民性”与阶级性、民族性、世界性等关系的论争,该阶段的探讨其理论资源主要源于俄国的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和匈牙利的文艺理论家卢卡契,例如别林斯基认为:“文学是人民的意识,它像镜子一般反映出人民的精神和生活!

与时代共名:新民歌运动与域外诗歌译介

“新民歌运动”是1958—1959年间的一场大型文艺实践活动,不仅对彼时国内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规约了此一时期域外诗歌的译介活动。业界对前者研究充分,但对后者关注不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文章通过梳理此一时期域外诗歌译介的历程发现,无论是诗歌的主题选择,还是具体的翻译操作,抑或译诗评介,均遵循“大众化”和“政治化”的审美倾向,密切适应并配合“新民歌运动”所倡导的诗歌规范。研究“新民歌运动”与诗歌译介的互动关系,不仅有助于认清特定历史语境下诗歌翻译的价值功能,更有助于揭示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勾连。

论新民歌运动的现实语境及其乌托邦想象

新民歌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在充满微观政治学的现代性空间中展开的全民文艺运动,符合了当时群众集体造势的倾向与诉求,并得以在特定的现实语境和场所中催生和构建起来。然而,新民歌运动"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推行主要传达的是由期待、豪迈和尽情释放的表达欲望交织在一起的浪漫主义,本质上带上了极具主观色彩的乌托邦想象,这为这场运动最终偃旗息鼓埋下了伏笔。

新诗形式的变动与历史分析——以1958年“新民歌运动”为例

新诗的形式问题历来是新诗研究的"关节点",同时,也是常常会引起论争的焦点之一。本文选择发生于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充分联系新诗发展的历史,并最终以"政治文化"的视角看待这一关乎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变动,进而反思历史,得出结论。

评我国“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

我国1958年出现的大规模的民歌搜集和民歌创作运动——新民歌运动,是建国以来我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如何全面评价它,不仅在中国当代诗歌史,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都是不容回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新民歌运动是我们党为迅速“掀起文化建设高潮”而发动的一次群众性的文艺创作运动。这次运动以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为发动的起点,经8月的北戴河会议后的高潮期,到次年9月底随着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红旗歌谣》等民歌专集的出版而基本结束。新民歌运动期间,特别在其前期,曾出现过一些比较成功的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改变祖国面貌的迫切愿望。

新民歌运动中的文艺界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展的新民歌运动,文艺界也参与其中。从收集、整理民歌,协助各地出版民歌集,到研究、赞美民歌的艺术价值,展开关于民歌创作手法和诗歌发展道路的两次大讨论,再到参与新民歌的创作、发表许多"民歌体"的作品,文艺界在这场诗歌运动中偏离了健康的轨道。这一段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实现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一九五八年新民歌运动再评价

在我国当代诗坛上,五八年大跃进诗歌得到的褒奖可谓空前绝后了。当时文艺界一致公认它“开一代诗风,”是“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开拓了诗歌发展的新道路”,是“新时代的新国风”,等等。对于这种言过其实的评价,二十年来却很少有人敢于提出异议。只是由于三中全会后中央对五八年的“大跃进”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人们才开始对上述看法提出疑问。我们认为:一九五八年的“新民歌运动”从总的倾向来看,不是一场民歌运动,而是一场违反艺术规律的“诗歌大跃进”,它对我国新诗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二十年来,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现象思考

195 8年新民歌运动是在特殊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形成的 ,一方面解决了当时文学荒芜 ,一方面为后来的文学指明了政治方向。新民歌现象不仅展示了诗歌发展史上的怪胎 ,更能使我们感觉到民族行进途中的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