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民歌运动的现实语境及其乌托邦想象

新民歌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在充满微观政治学的现代性空间中展开的全民文艺运动,符合了当时群众集体造势的倾向与诉求,并得以在特定的现实语境和场所中催生和构建起来。然而,新民歌运动"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推行主要传达的是由期待、豪迈和尽情释放的表达欲望交织在一起的浪漫主义,本质上带上了极具主观色彩的乌托邦想象,这为这场运动最终偃旗息鼓埋下了伏笔。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革命”和“中西新旧”问题——关于历史语境和现实关怀交错互动的思考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近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领域之一。对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一直以来受到史学研究范式和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影响,其评价标准出现从"革命"到"现代化"的转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的同时,当时知识界关于乡建运动的思想论争也随之而来。返回历史语境之中,探求时人的思想言说,可以发现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革命"和"新旧中西"等问题的原初涵义及其对现实评价所产生的影响,以此揭示出研究过程中历史语境与现实关怀的互动的现象。

《红旗》杂志与当代文学的“人民性”问题——以“新民歌运动”为中心

当代文学“人民性”问题的探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对当代文学“人民性”问题的认识主要是对苏联文艺界相关理论的借鉴,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对文学的“人民性”与阶级性、民族性、世界性等关系的论争,该阶段的探讨其理论资源主要源于俄国的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和匈牙利的文艺理论家卢卡契,例如别林斯基认为:“文学是人民的意识,它像镜子一般反映出人民的精神和生活!

一九五八年新民歌运动再评价

在我国当代诗坛上,五八年大跃进诗歌得到的褒奖可谓空前绝后了。当时文艺界一致公认它“开一代诗风,”是“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开拓了诗歌发展的新道路”,是“新时代的新国风”,等等。对于这种言过其实的评价,二十年来却很少有人敢于提出异议。只是由于三中全会后中央对五八年的“大跃进”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人们才开始对上述看法提出疑问。我们认为:一九五八年的“新民歌运动”从总的倾向来看,不是一场民歌运动,而是一场违反艺术规律的“诗歌大跃进”,它对我国新诗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二十年来,

新民歌简论

一由于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由于党的总路线的深入人心,一九五八年,我国的工业、农业、文化教育事业等各条战线上,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六亿多英雄人民,以“移山倒海搬黄河”的气概,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改变着这个原来“一穷二白”的国家的面貌。无数的奇迹,像春天的花朵怒放在这古老而又年青的土地上。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人民,这样的事业,怎能不使诗人们感到“遍地皆诗写不赢”呢! 然而,能够创造出神话般的奇迹的人民,也能够用浩瀚磅礴的气魄。

黄村人民公社王立庄新民歌调查报告

王立庄是黄村人民公社的一个村庄。黄村人民公社是北大哲学系下放的地区。王立庄的文化革命,新民歌运动都有出色的成绩。哲学系派出了一个十个人的调查队。这是我们集体写出的关于民歌的一个调查报告。

解构与重构:现代诗学体系的观念性建构方式

作为现代艺术发展过程的新诗运动,是对古典诗歌传统的解构与重构.以白话诗取代旧体诗,发生变化的不仅是对话规则或者语言结构,而且也势必置换了整个语境.在现代知识分子文化精神日益疏离传统的文人墨客之际,写旧体诗就越来越像是举行一个多余的仪式,亦即重新温习逐渐生疏的古典语境.这仿佛话剧取代戏曲之后的舞台情境,演员角色和观众期待都与以往有所不同,而导演的艺术观念更是举足轻重……这个比喻,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诗学体系的观念性建构方式(假设诗学相当于诗坛上的导演).

有马敲讽刺诗六首

日本现实主义诗人有马敲,1931年12月生于京都府龟冈市。1953年同志社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入京都银行就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步入诗坛,在反战诗人金子光晴影响下,从现代主义中吸取营养,陆续发表诗作。1957年出版处女诗集《变形》,翌年加入新日本文学会,随着坎坷的人生阅历,诗歌逐步倾向现实主义。1965年创刊《游击队》,发起关西民歌运动,在全国各地举办诗歌朗诵,享有“朗诵诗人”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