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问题——读《谈艺录》对公度诗的评论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他的"新派诗"代表了诗界革命的实绩,历来评价较高。钱钟书先生对黄遵宪的"新派诗"颇有微词。钱先生的批评主要有三点:一是黄遵宪的"新派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二是黄遵宪的《番客篇》、《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是因袭了前人的作品;三是黄遵宪在诗中运用新名词"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这三点不仅关系到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也涉及到对诗界革命派诗歌的认识。回到原典,重新解读黄诗,就会发现钱先生所提出的三点,似有不妥之处。公正地说,黄诗不仅开拓了诗域,而且传递了新的情感和思维方式,创新了语言,也改革了诗体。

胡怀琛的“新派诗”理论

胡怀琛是现代"新诗"的积极探索者和理论建设者,他出版过新诗集《大江集》,也批评过胡适的《尝试集》,在"旧诗"和"白话诗"之外提出"新派诗"。他剖析中国诗的特性,警惕新诗的"欧化"倾向,主张消泯新旧之见,兼取二者之长而去其短,以旧格式运新精神。

“读我连篇新派诗”——黄遵宪文学论略

黄遵宪是晚清第一代走出国门的外交家之一。在十余年出使东洋和西洋的过程中,黄遵宪已经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能站在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高度比较东西方文明优劣,从自强、富足、进步的角度思考国家与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黄遵宪"吟到中华以外天"的诗,以"我手写我口","诗中有人,诗外有事"的努力,留下了诗人丰富的情感经历,也留下了晚清"游东西洋者"艰难的思想跋涉历程。

善变的矜奇之作——析黄遵宪的新派诗

在近代诗坛上 ,黄遵宪的“新派诗”逐渐突破诗言志、比兴、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 ,在诗歌的主题内容、审美意蕴、表现方法、语言形式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点。这些新变虽然不够彻底 ,带有过渡性质 ,但已是解构旧诗的有效尝试。

从“新学之诗”到“新派诗”——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

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早在梁启超于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在进行着"诗界革命"的实践,而正是这些诗人或失败或成功的诗歌创作,促发了梁启超"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理论体系的思考,其后又经由"专栏诗作"的进一步实践,最终确立了"诗界革命"的发展方向,并带来了近代"新派诗"的创作热潮。

新学诗·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论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

本文通过系统揭示近代诗歌自身发展中冲破格律和白话化的趋势,试图探寻中国诗歌由古典格律诗到现代自由体的嬗变过程,进而描述新诗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从这种诗体嬗变的内在联系和总体特征着眼,不沿袭新诗尝试始于胡适的传统观点,认为新诗的发生当从上世纪末的“新学诗”起始,其后经过“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共四个发展阶段,终于完成了中国诗歌的近代化过程,使新诗的探索与尝试由量变走向质变,从而迎来了现代诗歌的新时期。

新旧之间:胡怀琛“新派诗”理论抉微

清末民初学者胡怀琛在新诗发生初期,提出了颇具特色的"新派诗",其"合新旧二体之长而去其短"的定位,使得"新派诗"理论在阐发时也表现出一种新旧之间的摇摆姿态。立足文本、劈肌分理,另踩定历史事实,试对胡怀琛"新派诗"理论进行细致分析,以求对该理论特点的把握,无疑会为认识新诗发生初期新旧诗之相互关系助力。

新派诗：创作与接受的倾斜——再读“新派诗”

新诗派在其创作与接受上出现倾斜的原因:情感断层导致的接受倾斜,诗体蜕变导致的诗与读者的疏离倾向,朦胧的诗与隔膜的诗导致的危机;读者在接受上,囿于欣赏水平所限及审美习惯不同,出现"读不懂"的现象。

经验的根本——从外来文化的影响谈“新学诗”和“新派诗”的区别

"新学诗"和"新派诗"都是中国诗歌呼应时代的变化,受外来文化影响在近代进行变革所产生的结果。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态度观念上对外来文化接受还是不接受,而在于接受之时能否将外在的材料化为诗歌内在的血肉。通过对二者关系的梳理和比较,读者可以发现,中国诗歌的现代性转化在"激变"的外表下其实内含了某种更为本质的"渐变"轨迹。由"渐变"而"激变",量的积累而终至质的变化,这是既有的事实,同时也是汉语诗歌在近现代演化的规律。

论黄遵宪新派诗的变革价值

黄遵宪在近代文学领域是以其卓越的诗论和新派诗著称的。而其新派诗在中国文学近代化过程中具有过渡和开拓作用,他继承十九世纪中期我国进步诗人的爱国主义传统而又有所创新,对尔后的文学发展更有着重要的影响。

试谈新派诗之美学特征

我国的新派诗,指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诗坛上出现的一些表现力极强的诗歌.这些诗歌,突破了传统新诗的艺术手法和审美标准,一反传统新诗反映生活注重模仿的再现手法.而采取了象征、变形、艺术通感等具有再创造功能的,以表现为主的艺术手法.诗歌新,作者也新.这些诗歌的作者多为一些富有开拓精神的青年诗人,如顾城、北岛、舒婷、吕贵品、王小妮、才树莲、骆耕野、江河、杨炼、叶延宾等人.

清末民初诗学思想的“通”与“变”——以新派诗和同光体派为例

清末民初是中国诗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现代学者对这一时期所产生诗歌与诗学思想的评价,往往依据于当时流行的西方文学理论的标准。由于评价体系和理论基础的不同,批评家对中国诗歌的评价结果也产生了巨大的差异,甚至面对同一位诗人及其诗歌创作竟然产生出截然相反的论断。本文以黄遵宪诗歌及其诗学思想为例,展现出后人评价的混乱与矛盾之处,并指出各种文学批评前后自相矛盾的内在原因。此外,以沈曾植为代表的同光体派是当时具有重要影响诗歌流派,代表了不同于黄遵宪新派诗的诗学主张。文章以这两种诗学思想为例,阐释了此一时期中国诗歌内部的"通"与"变",进而探讨西方理论对传统诗歌的建构方式和过程。

新派诗篇第一章──论黄遵宪《香港感怀十首》

新派诗篇第一章──论黄遵宪《香港感怀十首》［澳门］邓景滨作为政治家、外交家的黄遵宪，自１８７７年开始，从东京到旧金山，再到巴黎、伦敦旋至新加坡，十四年间横跨亚。美、欧，搜尽新声，写古人未有之物，开古人未辟之境，为中国近代诗界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留下...

澎湃精绝颜色新——康有为域外诗创作管窥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被迫流亡域外,在漫长的流亡历程中创作了大量的域外诗,多达850首,约占其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二。以诗人行程的更迭与心境的变迁为标准,其域外诗的创作历程大致可分为“悲愤反思期”“漫游考察期”和“倦游思归期”,三个阶段侧重的诗歌主题各有不同。康氏域外诗积极响应诗界革命,整体上有语言新变、诗体革新及情景交融、元气淋漓的艺术特色,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诗歌的发展、嬗变与转型。

“诗辨”意识与古典主义“新诗”观念的建立——胡怀琛关于新诗文体理论的另一种探索

新文学之初,胡怀琛被新文学作家视为"旧派文人",然其在传统"辨体"思维影响下提出的"新派诗"观点,对于新诗理论建设颇有借鉴意义。在诗歌本质方面,他坚持"情感"和"音节"的密不可分;在诗歌文体方面,他强调诗文之别和诗歌之别;关于中外诗歌文体,他指出二者不仅情感内容有别,形式也各有"民族本性"的不同;而对于诗歌文体的新旧,他坚持情感没有新旧,"体裁没有新旧",据此他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新诗体"建设的根本计划"。

清诗分期概说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清朝是继唐、宋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时期。如果说中古的盛唐之音和宋诗的纤秀工致标志着它们各自时代的艺术潮流和美学精神,那末,出现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清诗,则以其对精神解放的执著的追求,迂曲地显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清代诗坛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诗说之多和门派之众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而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诗歌,也正是伴随着这个封建王朝的没落,迅速地走向衰微和僵死。这种繁盛与凋敝的转化,几乎发生在历史的一瞬间——从咸丰年间算起,前后只有几十年时间。 文学是历史发展的一面镜子。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代的腐朽没落是注定了的,但它同时又是中国封建社会里中央集权统治最集中最严密的一个朝代。

近现代诗歌变革中“非诗化”与“诗化”的矛盾

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影响,这一时期的诗歌观念越来越注重表情达意等及物性、实用性功能。为了抒写时代变动所产生的新情感、新经验、新内容,诗歌中出现了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诗体规范、审美规范的新语句、新意境、新文体等"非诗化"因素,产生了突破、反叛古典诗歌传统的趋势。然而在"非诗化"的同时,诗歌革新者们还要考虑其创作是否是"诗"的问题,因此不断地提出各种诗歌审美标准,对其创作进行"诗化"规约。晚清的"新学诗""新派诗""歌谣体诗"中"新学""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的矛盾,"五四"时期的"以文为诗""以白话为诗""诗体大解放"所受到的指责,以及1920年代新诗人对"白话诗"艺术缺失的"检讨",努力重新为新诗"立几条规则"等现象,无不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浅析黄遵宪“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的诗学理论

以梁启超、黄遵宪等人为主将的"诗界革命"是中国近代诗歌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其理论和创作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亦将西方新事物与古典意境融合在一起,令人耳目一新。黄遵宪作为新派诗的一面旗帜,以"我手写我口"为自己的诗学理想,以"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为自己的诗学纲领,冲破了旧体诗的牢笼,在题材和风格上都做出了创新。理解黄遵宪的诗学主张,必须要考虑到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人生经历。

论中国诗歌向现代转型前夕的格局

论中国诗歌向现代转型前夕的格局骆寒超中国现代诗歌能破土而出，曾经历了一场艰辛的探索。近代中国是一个被迫打开国门、结束闭关政策，向工业革命与文艺复兴后的西方学习科学技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异域的新思潮趁机前来猛烈地冲击中华帝国淤积的历史河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