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灯新话》与瞿佑的文艺观

瞿佑的短篇小说集《剪灯新话》摹写元末的社会动乱以及文人命运,一个个短篇故事凝结着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及多方面的思想观念,如惩恶劝善、因果报应的宿命观,托言鬼怪、批判世道的鬼神观,重视文华、炫才逞技的文学观,重情重义、死生相随的主情观等,展示了瞿佑丰富的思想世界,表现了乱世文人的生存状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剪灯新话》之用诗情况分析

小说中大量掺入诗词以加强抒情性,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剪灯新话》作为明初一部重要的文言小说集,也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其多数篇目中大量引用诗词,既表达了作者对社会历史的观点看法,也增加了作品的文学意味和抒情色彩。另有一些作品则构筑了诗的境界,形成诗化小说。《剪灯新话》中的用诗固然稍有过量逞才之嫌,但从总体来看,其引用的诗歌与小说基本达到了融合一体的程度,其中也不乏富有文学韵味的优秀之作。

《剪灯新话》中的爱情婚姻观念

瞿佑《剪灯新话》中有九篇小说是以婚姻爱情为主题,相当集中地、真实细腻地表现了青年男女们的爱情故事,展现了青年男女与封建礼制的抗争、勇敢追求爱情婚姻的精神面貌,侧面反映出封建社会对人性的压迫。小说通过描写青年男女们的爱情遭遇,也体现了作者重人情而轻贞节的爱情婚姻观念。

《剪灯新话》中的幽冥地府

《剪灯新话》中的幽冥地府是富于情与理的正义之所,它显现与执行着“天理”,并寄托着朴素的“人情”。幽冥地府本质上是作者内心理想政治世界的体现,映射着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文人哲学心理,是较为主观的产物,因而自身也带有着一定的矛盾与冲突。

浅议传统花灯艺术形式的革新路径——以玉溪花灯现状为例

花灯是我国重要民间剧种之一,少数民族众多的云南又是花灯的繁衍地,玉溪花灯是云南花灯的一个重要支派,在云南花灯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玉溪花灯的发展现状及其改革路径的分析与探索,可以为以玉溪花灯为代表的地方戏曲艺术的发展之路提供借鉴。当前玉溪花灯的现状主要表现为舞台花灯艺术与民俗花灯的分离,实现两者的结合是促进玉溪花灯发展的关键。

《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幽魂世界之比较——论金时习的独创性

迄今为止,对《金鳌新话》的研究大都是立足于瞿佑看金时习的考察视角,因而,此类研究仍旧停留在对应分析影响者与被影响者间相似点的层面上,未能全面地揭示出金时习的独创性。鉴于这种研究现状,笔者试图基于金时习从其在小说中设定的幽魂及幽魂世界分析他(与瞿佑相较)的独创性,旨在抛砖引玉,以期推动《金鳌新话》的研究出现更大的突破。

《剪灯新话》对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的接受

近百年来对于宋玉的研究,学界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然而成果虽多,但对宋玉生平的考证、对其作品的深入研究、将其作品与文学史上其它著作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等方面,还稍显不足。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对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有深远影响,特别是在女性形象塑造和对异世界描写这两个方面。因此,从文本对比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能进一步解读宋玉作品内涵,以及肯定其作品对后世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瞿佑和他的《剪灯新话》

勾稽瞿佑的生平事迹,由其生平及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事论其小说《剪灯新话》,又由其小说论他的思想,指出瞿佑并无太强的汉民族情感,对朱明王朝的建立有一种隐约的无奈,对元政权的消亡反倒有一丝淡淡的怀念。在张士诚和朱元璋之间,其感情的天平是向前者倾斜的。《剪灯新话》体现了强烈的反战情绪和哀穷悼屈的悲悯情怀,体现了瞿佑对“情”之一字的看重,较少理学的因袭重负;在风格上则体现出一种向唐传奇的复归,却又于雅中多了几分俗,带着“市井气”,乃是宋元市人小说影响的结果。

瞿佑及其《剪灯新话》

本文据《乐府遗音》等文献,为瞿佑的生年是1347年的说法以及他撰著《剪灯新话》的事实提供了新证据,并对瞿佑遭朝廷放逐的时间、缘由和《剪灯新话》的早期刊印以及作者晚年的校订作了初步的探索,同时着重论述了《剪灯新话》的主旨是对战乱的抨击以及它的深远影响,基本纠正了某些旧说的谬误,从而肯定了瞿佑及其《剪灯新话》在中国小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

文章憎命达：再议瞿佑及其《剪灯新话》的遭遇

瞿佑创作于明初的《剪灯新话》,是中国历史上在东亚最具有跨国界影响力的古典小说集之一。它从15世纪起就开始风行于韩国,后来也一直在日本、越南盛传,惟独在中国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趋淹没。《剪灯新话》多以元明之际的战乱纪实、文人罹祸和儿女情恋(人鬼恋)为主题,这类主题使它在韩国、日本与越南得到令人惊异的接受:那里的读者普遍欣赏瞿佑的"故事"情节和"话语"方式,许多作家因此受到启发而把《剪灯新话》视为小说创作的最高典范,更为重要的是,它流行于这些国家正处于内战或这样的黑暗时代之后。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及其特殊的文学风格与时代潮流相背离,《剪灯新话》在中国却经历了长期被禁的命运。审视《剪灯新话》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极为不同的接受史,可以了解文学作品的独特命运与其作者遭遇、政治涵义的关联,并进一步意识到"跨国界"文学史的多层意义。

《剪灯新话》在日本的嬗变之考察

在中日的文学联系中《剪灯新话》一书对东亚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本文以《剪灯新话》为中心,具体考察其在日本的嬗变,并揭示其嬗变——接受、吸收、发展的过程中各自呈现的文学特色。

《传奇漫录》与《剪灯新话》的互文性解读

越南汉文小说《传奇漫录》作为《剪灯新话》的仿作,它不仅与《剪灯新话》相唱和,也与“剪灯”系列其他仿作隔空对话。《传奇漫录》的文本寓意在与“剪灯”系列小说的文本比较中得以清晰显现。

论瞿佑及《剪灯新话》

瞿佑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少年求学、仕途波折、放逐生涯。瞿佑的遭遇与元末明初的社会政治风波紧密关联。《剪灯新话》是时代风云在作家心灵中的折射。

《剪灯新话》作者考辨

《剪灯新话》在明代文言小说史上有开启之功,它代表了明代文言小说的成就,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也有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关于该书的作者问题,在学界时有异议,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我们以为,肯定《剪灯新话》不是《剪灯录》散佚的部分,十二卷本《剪灯丛话》前面的《序言》是刻者从别处拼凑而来的,《剪灯新话》的作者确定无疑是瞿佑。

“兴”与《剪灯新话》之《修文舍人传》主题解读

对于《剪灯新话》中《修文舍人传》篇的主题,笔者由不同版本的校勘入手,判断"與言"之"與"乃"興"字之误;"兴"作为瞿佑的文艺观不仅具有"感发、兴起"之意,更是一种艺术手法,还体现为一种艺术之境;由"兴"入手对学界趋于统一的既有认识提出不同看法,即《修文舍人传》主题是反思儒家"三不朽"对世人的腐蚀,而非"以阴间的公正无私反衬人世间的社会黑暗"。对于儒家功名思想的质疑,是《修文舍人传》主题的惟一正解,也是《剪灯新话》文本写作的一贯立场。

《剪灯新话》研究述略

《剪灯新话》是明代文言小说的开山之作,代表了明代文言小说的成就,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然而从成书至今,《剪灯新话》却遭遇坎坷,关于它的研究更是侧重不一,通过对这一问题进行整理,以期就《剪灯新话》成书以来相关的流传研究情况有一个较为明确完满的答案。

扬情抗理:论《剪灯新话》的思想倾向及其成因

为了探究明代中后期文学创作的思想倾向形成的原因,选择以个体文本为载体,运用文本细读的分析方法以及"以意逆志"的研究方法,对明初第一部文言小说集——瞿佑的《剪灯新话》,分别从作者的个性、经历、交往乃至社会背景等诸多方面做了深入探讨,从中发现作品流露出"扬情抗理"的反潮流的思想萌芽,开启了明代文坛反道学,重情欲的创作道路。通过对个案的分析研究,结论认为明代初期"扬情抗理"文学思想的形成既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客观的社会环境对文人心态乃至创作文风产生的反作用的结论。

试论李昌祺《剪灯余话》的创作思想——兼与瞿佑《剪灯新话》比较

从人生经历和朋辈交往中 ,可见李昌祺刚正性格之有自 ;而其小说《剪灯余话》则反映了其谪贬房山时的特殊情怀。与前此瞿佑的《剪灯新话》相比 ,在个人的情绪宣泄方面 ,《余话》体现的是李昌祺对仕途前程暂时的灰心和跻身功名淡淡的悔意 ,《新话》体现的是瞿佑的“感离抚遇”和“哀穷悼屈”;在同以战乱为背景的篇目中 ,李昌祺旨在重建理学的道德规范 ,瞿佑则多“只怨干戈不怨天”的反战呼号。出现彼此差异的原因 ,是由于两人所处之时代环境、人生遭际和个人性情有较大的不同。

瞿佑与《归田诗话》及其诗歌创作——兼论《剪灯新话》诗歌与小说之关系

元末明初的杭州诗群为吴越诗坛重镇之一。瞿佑是诗群后期最杰出的诗人,所撰《归田诗话》领明诗话撰著之先,诗承"铁崖体"及杭州元诗风雅,组织工丽,擅长寄托,主于用事,不废俚俗,在明初诗坛独具一格。《剪灯新话》之诗大都是瞿佑托名之作,诗歌与叙事珠联璧合,或平实而真,或融工丽为一,别具风神意蕴。瞿佑之诗及《归田诗话》对明初越诗的繁荣、明清杭州风雅的开启都有一定的意义。

论《剪灯新话》中的道教思想倾向

瞿佑《剪灯新话》集中而细致地表现了士人阶层在元末明初战乱期间的经历遭遇、价值取向、心态情绪及感情生活,在明初产生了重要影响。小说无论从取材还是思想方面都带有明显的道教色彩,这与明初道教社会影响力及瞿佑的生活经历等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