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照顾中“新父职”的兴起、阻碍及其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扩张、父亲权利运动的崛起、教育溢价的提升、社会媒介的宣传共同推动了“新父职”理念的兴起。父亲被认为应该兼顾经济支持、身心照顾、情感融入等多元职责,这本质是对完美父亲的追求与想象,存在“霸权性”“阶级性”“对立性”等弊端。现实中,“新父职”理念也因其太过理想化而难以实践。尽管父亲参与育儿的时间与情感投入有所提升,但是呈现出“男性化照顾”与“选择性育儿”的特点,母亲仍然是儿童的主要照顾者。家庭友好政策的匮乏、性别文化的固化、经济生产的限制及社会再生产的不公使“新父职”实践成为一场“停滞的性别革命”。为增进儿童照顾中的父亲参与,政府应建立健全家庭友好政策,社会应塑造包容平等的性别文化观念,用人单位应构建支持员工家庭角色的工作环境,家庭应破除“母职天赋”的迷思,支持父子形成“成长共同体”,通过相互陪伴和协助实现共同成长。

“新父职”研究:概念厘清、理论脉络与研究展望

近年来,欧美学界掀起了一股以“新父职”为关键概念的父职研究热潮,但国内学界对此鲜有关注。本文是对国内外父职研究的一个综述,首先厘清了“新父职”的内涵和特征;进而从性别角色论、反身性父职、多元男性气质论与父职奖赏理论脉络中总结现行研究的核心观点和经验发现;最后,本文对父职研究的中国经验进行述评,并提出后续研究的可能方向,主要包括扩展父亲参与的维度、将情感带回父职议题以及扎根本土概念、开拓本土父职研究。

父职实践与父职红利的阶层异质性——基于四期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2014—2020年四期CFPS数据对不同受教育水平和职业阶层的父亲的育儿投入状况与父职红利效应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男性的育儿投入总体较少,但相较其他父亲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阶层地位较高的父亲的育儿投入较多。生育对男性工资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惩罚”效应,但这种“惩罚”效应主要存在于受教育程度较高和职业阶层地位较高的群体之中。上述结果表明,新父职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父职惩罚”与父亲的社会阶层高度相关。未来应鼓励阶层地位较低的父亲更多地承担育儿责任,同时也要密切关注男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减少因育儿导致的对父亲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

短视频社交平台中爸爸博主的身份建构

抖音爸爸博主通过管教者、照料者以及陪伴者等角色的展演重新建构了父亲这一身份,将“新父职”的理念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实践,这种媒介实践的背后受到社会性别结构、平台商业机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社交媒体平台上父职角色的展演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固化的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为“如何做父亲”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