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青铜时代北非地区国家与部落间的交往——以新王国时期的埃及与利比亚人为例

在青铜时代的北非地区,国家与部落是人类社会常见的两种重要组织形式,两者之间的交往互动往往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在新王国时期,存在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国家与相邻沙漠中的利比亚部落之间的关系,往往呈现出“冲突模式”与“共存模式”之间的有机转换。究其原因,地理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地缘格局等,都会成为影响该时期“农耕社会”与“部落群体”之间选择何种方式进行交往的重要因素。借助历史文献及考古证据对两者交往模式及动因的综合分析,是正确认识北非地区古代国家与部落社会交往规律的重要途径。

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王权合法性——以太阳神之子观念为中心

太阳神崇拜是古埃及宗教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建立起王权和神权联系的纽带,埃及国王借助太阳神之子的身份来加强王权合法性。太阳神之子这一观念萌芽于古王国时期,到新王国时期臻于成熟。这是因为第二中间期时期,王权神圣性遭受了巨大打击,进入新王国以后,为了重塑王权神圣性,宣扬国王是太阳神之子的铭文和浮雕大量出现。由此,新王国时期太阳神之子的观念成为王权合法性建立的基础,同时那些“非法”国王也通过这一观念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进而建立起他们的权威。

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军队中的官衔“伊德努”研究

“伊德努”是古埃及官衔jdnw的音译,就其所指涉的群体而言,现代语言中没有能够与其精准对应的词汇,其具体译法应视情况而定。该官衔产生于中王国时期,存续了数千年之久。本文拟以新王国时期的军队为考察对象,对该官衔的具体翻译方法、其在军事系统中的位置、具体职能和特点进行讨论。从宏观的视角来看,伊德努在军队中的出现及其群体的发展壮大,适应了从中王国到新王国时期埃及日益频繁的战争需要,是古埃及国家管理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结果,其授任的灵活性和职能的多样性有效地提升了国家管理体系的运转效率。

论新王国时期埃及和利比亚的关系

埃及和利比亚的关系是古代埃及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新王国时期,二者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平稳发展转向武装冲突,究其原因不外乎有四点:一是两地领土的接壤为利比亚渗透埃及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二是利比亚人游牧的生活方式;三是利比亚人口的增长和气候的变化促使他们向富庶的埃及移民;四是利比亚各部族内部的团结和军事上的强大为他们的军事行动提供了保障,这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而埃及内部政权的分裂以及对利比亚边境地区的重视不足,则是促成其对埃及不断进行渗透和入侵的内在原因。新王国时期利比亚人对埃及的渗透和入侵为他们最终夺取埃及政权,建立第二十二和二十三王朝提供了先决条件。

新王国时期的对外战争对古代埃及文明的影响

古代埃及于新王国时期的对外战争引发了一股衰退的潜流,它强烈地冲击着埃及社会健康的机体,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王权与神权的斗争、阶级矛盾的激化、民族创造力的枯竭和广大人民的厌战情绪等等,这些都是辉煌灿烂的埃及文明走向死亡的基本原因。

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和中国唐朝墓室壁画艺术比较研究

该文从墓室艺术中的雕塑、建筑、壁画等方面出发,主要论及墓室壁画艺术。通过比较分析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和中国唐朝墓室壁画艺术产生的背景、文化特征、艺术形式、表现技法、装饰风格等内容,探讨二者墓室壁画艺术的异同,以及二者所反映出的生活追求、审美意趣、社会形态、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内容,以探求早期艺术创作的规律。

古埃及新王国时期专制王权的制度化探析

传统观点认为,古埃及专制王权在新王国时期达到鼎盛,是因为新王国时期是古埃及政治、经济和文化最为强盛的时代。实际上,国力的强盛有助于专制王权的发展,但并非根本原因。从史料反映的情况来看,专制王权之所以在新王国时代达到巅峰,主要是因为当时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现了专制王权具体内容的制度化。这是古埃及之前的历史时代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试论埃及新王国时期的神庙经济

埃及新王国时期的神庙经济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经济，它的经济成分很多，几乎包括了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如农业、畜牧业、采矿业、手工业、商业和种植业等。神庙经济的性质为不发达的奴隶制国有经济。它具有组织和进行国家重大公共工程，如王陵的修建，支付神庙管理所需的费用，以及调解社会经济，平衡和保持物价长期稳定的职能。因此，神庙经济决定了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性质，对于研究新王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有重要的意义。

古埃及新王国及中东同时期墓室浮雕和中国汉画像石刻艺术风格之比较

在东方文化圈中,中国汉代墓室的画像石刻艺术和中东地区两河流域一带新王国后期(B.C.1500—B.C.500)的墓室雕刻艺术在艺术风格上并非因文化背景、地理位置的差异而不相联系。从时间上看,两地似乎相差1000年左右,但究其文化的根基仍然是一脉相承的。从主题思想、浮雕手法、艺术语言等方面来看,两地的石刻浮雕艺术表现出在一定范围内作为东方文明体系中的成份而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奴隶制度的特殊形式

众所周知,在《维伯尔纸草》中,载有关于奴隶(hm)独立地支配属于寺庙地产中的份地的情况。伊·姆·鲁里叶在他的论文中,曾经专门就这种直接生产者加以论述。论文的作者注意到,在《维伯尔纸草》所列举的名单中,奴隶和自由民乍看起来没有区别。伊·姆·鲁里叶正确地指出:“奴隶使用地段的大小与自由农民的地段相同”。(论文,第22页)“奴隶地段纳税的多寡(在指定的情况下)与自由民所使用的地段亦无区别。(论文,第22—23页)。作者结束时总结道:“在和土地的关系上,纸草中所提到的奴隶享有与其余广大自由农民同样的使用权。”“和自由民的地段一样,当奴隶死后,其地段可以自父亲手中保留、继承或转让。”

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市长”研究

“市长”是古埃及地方官僚体系中的重要成员,掌管一个或几个城镇聚居区,管理辖区内政。然而,在埃及文明发展的早期,这一官职并不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新王国时期,中央对地方控制加强,州长不再活跃于地方行政,“市长”一跃成为地方行政中的最高领导者,由国王任命并直接向维西尔负责。为此,结合私人文献和王室文献,重点考察新王国时期拥有“市长”头衔的官员,分析“市长”的主要职责及其地位变化的历史背景与意义,这对于分析新王国时期埃及地方行政体系和官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外族人的“埃及化”问题研究

新王国时期外族人以各种方式进入埃及,广泛分布于埃及社会各个阶层,业已成为埃及国内不容忽视的群体。为了适应埃及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些外族人从语言、生活习俗上向埃及靠拢,日益表现出"埃及化"的特点。可以说,外族人的"埃及化"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埃及人的认可度,增强了外族人在埃及社会中的适应性。然而,埃及外族人的特性其实并未消失。事实上,外族人的"埃及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文化适应过程,而应被视为埃及与外族的文化杂交过程。

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W3d-wr(■)边境要塞研究

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北部、东部及南部边境,都建立了重要的边境要塞,以服务于法老对埃及边境地区的管理.在古埃及最北部的尼罗河三角洲区域,法老修建了一座名为w3d-wr的边境要塞.作为帝国统治者对于其北部边境治理的一个重要基地,w3d-wr边境要塞兼具军事及行政功能.而从文献记载中可知,w3d-wr边境要塞在实际运作中主要用于处理行政事务,如记录货物的进出口以及跨境运输的调度.同时,关于w3d-wr边境要塞的实际地理位置目前还存在着争议.此外,w3d-wr边境要塞与神庙之间的关系,也侧面印证了新王国时期阿蒙神庙权力的逐步扩大.

试论古代埃及法的特征——以新王国时期为例

古代埃及法因独特的古代埃及文化而具有鲜明的特征,并以新王国时期的法最具代表性,从而形成了古代埃及法的宗教性、公正性、人文性和权利与义务的等量性等特征。古代埃及法源于古代埃及文化,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古代埃及文化的基本特征。

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王表的历史解析

古代埃及的王表是王权作为社会与文化记忆核心内容的历史呈现。古代埃及的王表萌芽于早王朝时期,在古王国第五王朝时期粗具形态,至新王国时期已臻于成熟。新王国时期,军事帝国背景下的统治阶级的历史意识勃兴,王表在数量、规模、工艺等方面远胜从前,并通过传统的神话、仪式建构与祖先的“历史”联系,从而证明王权的合法承继与延续。除宗教与政治目的之外,王表也体现出客观记录的意图。都灵王表在文献载体、原始底本、抄写方式、结构安排、历史信息等方面与祭祀用途的王表明显有别,但是,都灵王表依然是宗教与王权观念的产物。作为展现王权历史信息的古代埃及王表,亦应以历史的方法解析其内涵和意义。

古埃及神谕研究(公元前3000年至前1550年)——基于原始文献与文化记忆理论的双重考略

神谕仪式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早期人类文明的宗教活动。然而,直至古埃及文明诞生约1500年后的新王国时期才出现有关神谕仪式的直接记录。新王国的神谕仪式所呈现出的高度完善化且制度化特征,引发了学术界对古埃及神谕起源的争论。新王国以前的文献史料能够反映神谕实践的部分表征,但不能作为证明神谕存在的直接证据,须辩证看待。早期神权与王权观念决定了神谕在当时属于“隐性文化”,故未被主流叙事所记录。阿蒙神崇拜的兴起、仪式时空单元的构建以及神权与王权观念的演变最终导致神谕由“隐性文化”转变成为“显性文化”。

躁动的冤魂——对《王道》的"新历史"解读

当代韩国作家崔仁浩的小说《王道》是“翻案文学”的时代力作。作者以中国晚唐杜牧的传记文《张保皋郑年传》为据，经远赴亚、欧、非七国30万公里的采访考证，创作了名震东亚的32万字的“新历史”文本，以颠覆古朝鲜传奇人物张保皋“叛逆谋反”的千古奇冤，重构1200年前新罗王国“海上贸易王——红顶巨商”张保皋辉煌而悲壮的英雄形象，呼应当下韩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社会文化需求。然而囿于本土化正统史观及权力话语的羁绊，张保皋的“海王”之道在文本中遭边缘化解构乃至“夭折”，千古冤魂的躁动正是当代文明内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互为矛盾和动力的表征，也显现了新历史主义的困惑与彷徨。

《庆州》:一钩新月天如水

庆州，曾古代新罗王国都城所在地，如今韩国主要的旅游城市。而在朝鲜族导演张律的镜头下，那个从中国前来韩国教授崔贤短暂的庆州之行却并不是为了观光游览。电影《庆州》里的干头万绪，皆由一幅茶馆的春宫图而起。七年前和好友在此地茶馆小坐闲聊，突然瞥见墙上画着的野合男女。正在指指点点，恰逢女店主端茶送水。

阿蒙尼姆哈伯铭文译注

古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对外战事颇多,其详情几乎全赖当时铭文推知,《阿蒙尼姆哈伯铭文》为其中之一。对于第十八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在位年代,该文献亦给出精确时间,对于新王国第十八王朝年代学研究亦为不可多得的原始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