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环境保护法对强化水资源管理的作用与启示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新环境保护法在很多方面有重大创新和突破,建立了对经济技术政策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强化了有关部门监测信息公开义务,建立了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赋予了有关部门查封、扣押的权力,建立了跨区域联合防治机制、"黑名单"制度等,完善了公益诉讼制度;设置了更加严厉的法律责任,创设了按日连续处罚和连带责任,增加规定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引咎辞职"的政治责任。这些规定对于水资源管理具有重要作用和启示,在水资源管理工作中应当积极运用该法有关规定,借鉴相关制度,完善相应的法规和政策措施,推进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有效实施。

新环境保护法要求下的工业园区水环境管理方向

一直以来我国的环境发展理念以及复杂多样的环境问题,使得在新环境保护法要求下工业园区的水环境管理需要深入探讨。本文分析了我国工业园区发展特点,并结合新环境保护法,简述了水环境的管理方向,并提出相关有效措施。

学习新环境保护法的若干体会

本文简述了新环境保护法的新增内容。分析了新环境保护法对现实的针对性、对未来的前瞻性、权利义务的均衡性等三个鲜明特点,认为新的环境保护法在新时期环境承载能力的绿色发展模式方面、环境治理体系及行政监管部门所肩负的责任等方面要切实承担起责任。新环境保护法的发布、实施将会对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仅供大家参考。

新环境保护法的解读及建议

指出了新《环境保护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一次全面修改,修改后的法律共7章70条,与现行法的6章47条相比,有了较大变化。新的环保法作为环境领域的基础性、根本性、综合性大法律,规定了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解决共性问题。通过对环保法修正前后的对照和对新环保法的解读,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

产能过剩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缓解了企业产能过剩,且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在大型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和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新《环境保护法》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抑制过度投资影响产能过剩;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可以通过缓解产能过剩,提升企业长期价值,而不能提升企业短期价值。

新《环境保护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ESG评级视角

为有序推进“双碳”目标,文章选择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解析2015年新《环境保护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新《环境保护法》显著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且对于规模更大、所处行业竞争更激烈、区域市场化程度更高的企业来说效果更加突出。企业融资风险、合规风险和声誉风险发挥了显著中介作用。文章从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评级视角探析新《环境保护法》的微观效果,丰富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行为的内在机理。

新《环境保护法》对重污染企业绩效的影响探讨——以造纸行业为例

2015年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绿色经济建设时期。然而环境规制在治理环境问题的同时,对企业也造成一定冲击,如增加企业成本、短期内会削弱企业绩效。但同时新环保法也会激励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从而带来“创新补偿”,从长远角度看反而会提升企业绩效。本文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这一外生事件背景下,基于2012-2018年重污染行业中造纸业上市公司的数据,构建双重差模型,结合理论分析,实证检验了新《环境保护法》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得出新《环境保护法》实施显著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绩效的结论,最后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解释新《环境保护法》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对于有效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推动重污染企业和区域的绿色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环境规制、法律背景高管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基于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证据

生态环境的改善不仅依赖于严格的政策法规,更与企业的环保决策密切相关。以重污染行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与双重差分法相结合的方式(PSM-DID)探究新《环境保护法》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以及在法律背景高管作用下的效应差异。研究发现: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尤其体现在财务类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企业高管的法律背景强化了新《环境保护法》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法律背景高管占比低的企业中,新《环境保护法》对环境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更强。上述研究结果不仅验证了我国环保法律法规的实施效果,也为从高管专业背景视角考察环保法规实施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

新环境保护法与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构建

新环保法以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形式将生态补偿制度明确下来,并强化政府监督管理责任、环保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以及环境监测制度。但中国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仍然存在专门立法缺失和法治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任重而道远。健全生态补偿制度需要以制定科学的补偿范围与补偿标准、保障多元的补偿资金渠道、坚持严格的管理监测制度以及完成明晰的权责分配为重点,以保护生态完整性为原则,杜绝"一刀切"的做法,强调法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大力推进环境和生态建设的市场化运作方式,明确管理监督责任,实施环境监测制度,保证政府、企业等受益者在进行生态补偿时协同联动,各尽其责,力争实现受偿者的贡献与所得相当并可持续供给生态产品与服务。

新《环境保护法》背景下高校环保社团作用机制

近年来,高校环保社团在为青年环保志愿者提供机会和平台、为环保事业的发展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带动和提升群众的环保意识、促进文化传承和创新等方面发挥着较大作用。新《环境保护法》实行之后,高校环保社团要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和社团建设,提高服务社会能力;争取各方支持,积极有效开展活动;关注国家环境信息及现状,监督政府及环保部门依法行政;开展环境公益诉讼,依法共同为改善环境"并肩战斗"。

新《环境保护法》规范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新《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进一步明确了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放宽了环境公益诉讼范围,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要将其规定真正实施,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尚未作为一种诉讼类型,提起公益诉讼"法律规定的机关"范围仍未明确,缺乏环境公益诉讼具体规则,民间环保组织可能会无意愿或者无能力提起公益诉讼,司法体制改革滞后可能会使人民法院不能积极立案,而且环境公益诉讼相关制度也缺乏必要的衔接。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应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类型,清晰界定并逐步扩大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提升环保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能力,稳步推进环境审判体制改革,制定和健全环境公益诉讼规则,保障环境公益诉讼相关制度的配套与衔接。

回归城乡正义:新《环境保护法》加强对农村环境的保护

在城乡二元主义的影响下,我国的农村环境保护问题长期遭到忽视。农村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也拷问着环境立法的公正。新《环境保护法》加强了对农村环境的保护,对环境保护的城乡失衡进行了适度矫正,但农村环境的治理还有待于新法的切实、有效实施。

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对重污染行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2015年开始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为识别环境规制与重污染行业公司投资效率之间的因果效应提供了准自然实验环境。利用这一外生冲击,本文以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对重污染行业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新《环境保护法》实施显著提高了重污染公司的投资效率,且是通过抑制投资过度而非改善投资不足达成的。区分公司规模、产品市场竞争和法律环境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新《环境保护法》提升重污染公司投资效率的效应仅在大规模公司、竞争性行业和法律环境好的地区显著。拓展性分析结果显示:增加重污染公司面临的风险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提高投资效率的重要渠道机制。

新《环境保护法》:史上最严但实施最难

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已被修订并即将付诸实施。此次修订,因其创新范围广、变革力度大、措施严厉而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其严厉性主要体现在监管措施系统、监管手段强硬、行政处罚严厉、监督全面有力等方面。按照逻辑,越严格的法律实施起来难度越大,阻力也越大。环境法之所以实施难,既有其自身之不足,亦有诸多外部阻力。自身不足主要包括效力等级仍然不够、管理体制依旧不畅、生态管理依然弱化、环境权认可尚存障碍、处罚权未能完全下放等。外部阻力则主要表现在机构设置不科学、环保执法易干预、引咎辞职难实现、强制措施有难度、公众参与难保障等方面。因此,唯有加强立法创新,规范党委职权,强化公民参与,理顺监管职权,才能促进新《环境保护法》的有效实施。

新《环境保护法》的资本市场效应研究——来自沪深两市重污染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新《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法")的出台为背景,运用事件研究法实证考察了"新法"的颁布和实施对沪深两市重污染行业异常收益率和投资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新法"颁布和实施对股票投资收益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就行业整体层面而言,"新法"并没有改变其市场投资风险。以上证据表明,投资者对"新法"给予了一定的关注,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广大投资者关注的议题。最后,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新《环境保护法》的制度创新:规范和制约有关环境的政府行为

通过分析政府在我国环保事业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指出政府在环保事业中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既是管理者又是地方经济的规划者和推动者的双重身份,使得政府有双重责任。新《环境保护法》紧紧抓住政府这个关键主体并在规范和制约有关环境的政府行为方面作出了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制度创新,将有力地推动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勤勉、积极履行环保职能,克服环保领域里的"政府失灵"。

试论新《环境保护法》三个配套规章适用情形的完善

为贯彻实施新《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按日连续处罚""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查封、扣押"三种执法手段,环保部出台了三个配套规章。三个配套规章的适用情形规定均采取"列举式与概括式兜底条款相结合"模式。然而三个配套规章实施两年来,其适用情形均集中于特定的违法行为,出现了部分列举的适用情形在实践中较少适用,而作为概括的兜底条款"其他"规定却在实践中普遍实施的情况。为更好地指导环境执法实践,应当修改三个配套规章规定的适用情形,使其既符合实践需求,又不与上位法相冲突。

论环境信息的公开——以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为例

我国新《环境保护法》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本法新设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一章,对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内容以及环境信息公开救济途径等做了相应的规定。新环保法与之前的环境保护法律规范比较,有了许多新的突破:在实体权利方面,赋予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环境知情权、参与权以及监督权;在环境信息公开主体范围上,增加了"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这一主体;在环境信息公开内容上,特别强调了重点排污单位的环境信息公开义务;在环境信息公开救济途径上,则赋予了特定的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我们在赞扬新环保法中新创举的同时,也应当认清我们国家现行环保法存在的不足或是不合理之处。研究、实践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基础就是界定环境信息的概念,但是我们的新环保法却没有对环境信息给出一个定义,这样既不利于新环保法的实施,也不利于学者们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研究;虽然新环保法扩大了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范围,但是其主体范围仅限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主体还是过于窄小;并且对于公益诉讼的规定,内容过于简单,很可能导致实践操作难以进行。

从文本到问题:有关新《环境保护法》的分析和评述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无论从修改内容之大、历时时间之长和审议次数之多,均创造了我国立法史的记录。该法在立意定位、制度完善、机制创新、监管强化、责任严格等方面具有许多亮点。同时,也存在基本法地位不明、立意有待提升、政府责任不清、诉讼时效太短、国际合作内容缺失、实施落实困难等瑕疵和缺陷,有待在实施过程中加以弥补。

新《环境保护法》对重污染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基于政治成本假说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这一外生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个方面实证检验了政治成本对重污染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相比于非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面临更高的政治成本,其进行了显著的向上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向外界传递了企业未来发展良好的信息。上述研究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①基于产权性质的分析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在非国有企业的子样本组中更为明显;②基于企业规模的分析表明,小规模重污染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向上应计盈余管理,但不同规模重污染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差异;③基于市场竞争程度的分析表明,高市场竞争环境下的重污染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向上应计盈余管理,低市场竞争环境下的重污染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向上真实盈余管理;④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重污染企业倾向于向上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本文研究结论与西方的“政治成本假说”并不相符,为中国情境下的“政治成本理论”发展提供了另一种证据,同时为进一步加强新《环境保护法》的环境规制效果提供了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