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水平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消费支出的中介效应

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平台,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增强全体人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本研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深入探讨了养老保险及其相关水平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幸福感,并以消费支出为中介,进一步考察了具体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我国大力推动普及养老保险的背景下,养老保险的幸福促进效应不明显,而养老保险的相对水平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相对于参加低水平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参加高水平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幸福感高出20.8%-23.8%。同时消费支出在参加高水平养老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即参加高水平养老保险能够通过促进消费支出来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对此,研究认为政府要着眼于养老保障的公平性,妥善提升农民工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有效促进农民工的消费支出,增强其幸福感。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439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较少,主观幸福感也较低,为"相对不满意"。不同性别、婚姻、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女性、已婚者、80后、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上者、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者,这类人群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其他类人群;女性、已婚者,这类人群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其他类人群。同时,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性别、婚姻是预测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有效变量。为此,建议企业应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社区应完善公共服务,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支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应不断学习,提升利用社会支持的综合素质。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访谈报告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对18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深入访谈,以探讨其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访谈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状况总体处于中上水平;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社会支持及工作因素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水平的主要方面;要进一步提高其主观幸福感,需要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家庭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社会支持和归因的关系

目的: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社会支持和归因的关系。方法: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应用幸福感指数量表、缺陷感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内在性、他人及机遇量表,对397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数为10.51±1.81,幸福感指数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幸福感指数与自尊总分和社会支持各因子及总分均呈正相关关系(P<0.01);内在性组和有势力的他人组的幸福感指数较机遇组高(P<0.01),内在性组与有势力的他人组的幸福感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数与自尊总分和社会支持各因子及总分均呈正相关关系;不同的归因倾向对其幸福感存在影响。

劳动能力、主观幸福感与新生代农民工弱势保护——城市缺乏对弱势新生代农民工的保护机制

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幸福感问题凸显。调查分析发现,劳动能力较差者的主观幸福感较低,二者呈负相关,回归分析表明健康状况对其心理问题具有显著、稳健的负向影响,这进一步说明劳动能力较差是降低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原因。针对这一结论,立足弱势新生代农民工保护机制的构建,在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等环节增加对这个群体的关怀以助于提升其劳动能力,进而增强其主观幸福感。

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幸福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实现的生活目标,如何通过消费提升幸福感已经成为目前一个新的学术研究热点。本文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消费行为地位消费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通过结构方程和多元层次回归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地位消费可以提高主观幸福感。第二,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同样的地位消费水平带来的主观幸福感越高。第三,社会比较倾向越低,地位消费所带来的主观幸福感越高。这一研究结果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掌握他们的消费行为,同时对于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构建和谐社会也有深远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人数在不断增加,是城市发展不可缺乏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否能够顺利融入城市生活,找到自我的价值和归属,对其主观幸福感起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从探讨主观幸福感开始,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并提出了有效的建议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对城市生活有很高的认同,是否有很强的主观幸福感,是影响城市发展繁荣稳定的重要因素。

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外出务工经历的潜在影响

在农民工返乡回流常态化趋势之下,关注返乡回流农民工的心理状态,进而激活其人力资本可以为实现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研究表明,与农村留守居民相比,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偏低,这一现象在老一辈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中尤为突出。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可观测的自我选择偏误、递归双变量Probit模型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返乡回流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之所以低于农村留守居民与返乡回流农民工收入满意度与社会公平感“双下降”有关。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返乡回流农民工的生活评价标准不会“返乡随乡”,返乡回流农民工也不会因为返回家乡而将幸福自评的参照对象相应调整为农村留守居民,由于外出务工经历而产生的城乡差距感知潜在地影响返乡回流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从幸福角度创造返乡回流“引力”,提高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与他们返乡后的主观幸福感,从而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社会比较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546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探讨社会支持、社会比较与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有效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比较则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发挥了抑制作用。因此,应从加大社会支持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二元户籍制度等方面制定改进措施,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社会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以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采用社会支持行为问卷、主观幸福感问卷收集数据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和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相应地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越高;不同方式的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不同。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分析的方式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和社会支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考察了社会支持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调节作用。通过层次回归以及调节效度检验发现:(1)工作-家庭冲突中WIF时间冲突、FIW压力冲突以及WIF行为冲突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影响;(2)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影响;(3)通过回归分析也证明了社会支持可以调节工作-家庭冲突三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指出通过企业帮助、政府支持及农民工自身调解可以缓解工作-家庭冲突矛盾。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目的: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特点,探讨三者间的关系.方法采用肖水源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主观幸福感问卷(SWB)对507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测量.结果(1)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全国常模,SCL-90总分低于普通人,检出率为15.98%,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低水平;(2)社会支持、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两两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0.221,0.329,0.171,p<0.001);(3)社会支持、心理健康总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解释率为11.8%.结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低水平,社会支持、心理健康状况是其影响因素.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

新型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幸福感。生存保障、认同尊重和自我实现是进城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575份有效样本,利用序次logit回归模型,研究发现:相对于绝对收入、住房条件等生存保障因素,歧视、城市累计生活年数和社会关系网络等认同尊重因素,未来计划、拥有伴侣等自我实现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更显著影响。研究认为需要改变过往重生存保障因素的做法,从认同尊重因素、自我实现因素着手能够更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探究

相比于旧一代农民工务工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在参与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物质生活需求、精神需求的双重实现。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与生活中的幸福指数较低,主要面临工作压力大、薪酬低、社会保障难以得到实现等问题。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低的问题有现实意义。

代际延续还是适应转化：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城市适应理论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制度适应四个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研究。通过纵向对比新老农民工和横向对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城流动人口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水平与老生代农民工基本一致,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性别差距拉大、婚姻状况差异显著、文化程度分化弱化等现象。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出现了明显的代际转化,由经济适应向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制度适应等各个方面转化。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进一步改善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研究——基于6000余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发展壮大,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层次分析结构图,结合华南理工大学"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发展前景"调研的6 000余份调查问卷的数据,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状态,分析其"幸福"或"不幸福"的原因,并探讨了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幸福是人类社会一直坚持不懈追求的终极目标,更是当前"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新时代大背景下每个中国人的理想。近年来,异军突起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筑起城市居民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幸福指数的高低,关系到我国未来劳动力的质量和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为此也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在此背景下,以幸福理论为基础,根据调查数据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模型,从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方面九个部分剖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并分析了幸福感因个人特征的不同所呈现的差异,挖掘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不幸福的本质原因,最后结合时代特征从机制方面给出了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幸福感研究:个人—组织多重匹配的分析视角

文章基于个人—组织匹配的视角,从微观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幸福感进行了研究。理论推演和514份问卷的实证分析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与其工作组织之间的三个匹配维度(价值观匹配、个人需求与组织供给匹配、工作要求与个人能力的匹配)对工作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到的工作意义在此影响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另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现代性,即个体的价值取向,在该影响关系中有正向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价值观匹配、个人需求与组织供给匹配对工作幸福感的作用关系上。

浅议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已成为我国当今农民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劳动人民的主体,已经引起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状况是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反映,对其身心健康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表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令人担忧。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当前生活的现状,以及新生代农民工低幸福感的原因如不良心态、公共制度、知识结构,并针对性地提出有效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途径,这对优化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质量,提高身心健康水平,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基于ISM模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当代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的工作幸福感是衡量社会是否和谐的晴雨表。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应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分析各因素之间的层级关系和互相影响关系,将其整理成图、矩阵等较为直观的形式,并据此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幸福感的提升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