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杜重远与《新生》周刊

杜重远先生是 2 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他于 1 934年 2月创办《新生》周刊 ,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 ,坚持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性 ,抨击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使《新生》周刊成为当时最受欢迎和最为著名的进步刊物之一。后因刊载《闲话皇帝》一文 ,而遭到反动政府的无理取缔 。

从《新生周刊》看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关于我国抗日战争的开端和中国社会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主要矛盾问题,史学界一直存在着较为激烈的争论。2017年,随着教育部下发文件,正式确定了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的"十四年抗战说"的历史地位,关于抗日战争的起点这一问题似乎不应该再有争论。然而是否能以此来推定,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中日民族矛盾激化,抗日战争正式开始,中日民族矛盾在此时已转变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仍有待商榷。通过对《新生周刊》以及后续"新生事件"的考察,本文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仍然存在一个明显的由强到弱、由弱到强的曲线变化过程。因此,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来看,至少在1934年,中日间民族矛盾仍然并非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1935年初发生的"新生事件"则大大加快了中日民族矛盾向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速度。

论《新生》周刊抗日救亡思想的大众性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民党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各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新生》周刊作为一份较有影响的抗日救亡进步刊物,通过揭露和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的侵略罪行,抨击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号召大众抗日,表现出相当的战斗力。《新生》周刊实际上反映的是在民族资产阶级中间派中,分化出来的进步势力的救国思想和主张。

关于易水与《新生》

胡昭著、罗淑珍编注的《高中语文备课资料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易水的《闲话皇帝》作为《琐忆》的参考资料编入书中，省却教师翻检之劳，并在篇末说明：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涉日危机应对:以《新生》周刊事件为中心

1935年华北事变期间,日本方面以上海发行的《新生》周刊所载《闲话皇帝》一文有“大不敬”文句为由,挑起事端,威逼中方接受种种无理要求。在持续一个多月的交涉过程中,不仅天津和上海地方当局疲于应对,相继接受日方的各项条件,国民政府外交部乃至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成为日本驻华使领馆官员的直接交涉对象,最后以全盘接受日方要求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代表公开多次道歉而收场。围绕《新生》周刊事件的对日交涉和结局表明,在日益严峻的民族存亡危机之下,国民党对日妥协让步政策必然导致误国害民的恶果,国民党中央决策体制也无法正常运作。

日本之行:巴金创作思想的重要转折点

1934年11月,巴金到了日本,先在横滨,后到东京。1935年8月离东京回国。日本之行,前后近10个月。在日本,巴金写了短篇小说《神》、《鬼》和《人》(曾名《东京狱中一日记》),童话故事《长生塔》,散文、杂感集《点滴》等。通过文艺创作,巴金对日本社会进行了研究,对中国现实进行了反思。日本之行,对巴金的创作思想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主要表现在,他前期浓重的个人哀愁趋于淡漠,无政府主义思想得到反省,新的朦胧的希望已经产生,创作的倾向有了变化。

论《新生》周刊的抗日救国宣传

《新生》周刊坚持抗日救国的民族立场,敢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抵抗政策,并号召广大中国民众起来进行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从而为抗日救亡高潮的到来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新生》周刊的东北意识

以"杜重远与《新生》周刊"为个案,解读韬奋及"生活"系列出版物的"东北意识"。从杜重远与韬奋关系入手,分析韬奋为何选择杜重远接办《新生》周刊,并考察《新生》周刊对于"东北问题"的分析与思考,探究该刊物开展抗日救亡动员的作用。

试论杜重远的爱国历程

被称之为“革命左派先驱,爱国拥党英烈”的杜重远先生离开我们已半个多世纪了。十多年来,整理出版了《杜重远文集》(杜毅、杜颖编注),国内一些报刊也刊发了不少缅怀回忆的文章,但对杜先生革命思想丰富的内涵及其发展的轨迹研究不够。本文拟就此作一点努力,以期杜重远这位“爱国先进典型”能在新时期发挥更大的“示范作用”。

胡适《思想革命》英文演讲稿发现之意义

胡适1926年的英文演讲稿《思想革命》及其中译文,在《胡适全集》、《胡适演讲集》、《胡适英文文存》、胡适传记年谱等文献资料失收甚至没有提及。从此文中译本可以判断:1926年前后的胡适思想已回到新文化运动所坚持的启蒙立场。这种思想转变,对重新梳理文化界的"二次思想革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而此演讲中译本的"发现",也为胡适思想脉络的考察提供了直接的材料。

谢六逸的编辑生涯和编辑思想浅说

谢六逸是我国现代知名的文学家、教育家、新闻学者。他一生酷爱编辑工作。纵观他短促的一生,编辑工作自始至终贯穿其中。 自1921年4月,谢六逸接编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周报》以来,他先后陆续主编过《言林》、《国民》、《儿童文学》、《趣味》、《文讯》等多种期刊。此外,还为黎明书局、光华书局、文通书局编过一些书籍。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推选为上海编辑人协会主席。他虽不同于分分秒秒维系于编辑事业的赵家璧等人,将一生中很大部分的精力贡献于我国早期的新闻学研究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创建工作。但他以其独特的新闻学者的眼光,审视着编辑工作,执着于编辑工作。 1921年1月中旬至2月间,仍在日本求学的谢六逸,积极地参加了当时在文坛上颇有影响力的文学机构——文学研究会,为第24号会员,与沈雁冰、郑振铎、许地山、孙伏园、王统照等同为该会读书会小说组成员。并且与热衷于编辑工作的沈雁冰、郑振铎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相互的交往中,谢六逸开始投身于编辑工作,并乐此不疲。他东渡回国,踏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编辑职务。1922年12月1日,“依了上海文学研究会会员的决议,特请谢六逸先生为主任编辑。”(郑振铎语)

巨人的足迹 历史的丰碑——胡愈之著《我的回忆》读后

胡愈之同志的《我的回忆》出版了。我对这本书的问世表示衷心祝贺,因为它是胡愈老留下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宝贵篇章,记载着巨人的足迹,历史的丰碑。夏衍同志在《中华民族的脊梁——胡愈之》一文中引述恩格斯的一段论述之后说;"

囚徒未敢忘忧国——杜重远与西安事变

1933年底,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查封后,共产党人胡愈之邀请爱国志士杜重远接办《新生周刊》。因为杜与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有交往,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新生周刊》旨在“为求民族生存而奋斗”,继承了《生活周刊》的爱国立场以及热情为读者服务的优良传统,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发行量很快跃居全国杂志的前列。但是,在那个“爱国有罪”、宣传抗日“有碍邦交”的黑暗时代,《新生周刊》很快就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的忌恨和迫害。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发表艾寒松以“易水”为笔名写的《闲话皇帝》一文,对日本天皇有所评论,日本侵略者借题发挥。

杜重远与30年代抗日救国运动

杜重远是杰出的爱国民主主义者。他在30 年代主持上海《新生》周刊期间,因该刊登载讥讽日本天皇的文章,在日本政府威胁下,被国民政府逮捕入狱,关押一年两个月。杜矢志不渝,出狱前后始终与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一道,积极进行抗日救国运动,为营救爱国七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