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影史书写的力作——评张真著《银幕艳史》

社会文化史研究近期在国内形成热点,有关早期电影的研究也多有成果,张真的《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便是一部有关早期电影史研究的力作。作为对发生期的中国电影史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其精妙的笔触展现了电影与都市文化之间交叉并行的复杂关系,用跨学科的方法,新的理论和视角为早期电影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

新电影史的传入及其影响

本文在对新电影史学的主要观点和研究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梳理了新电影史(the new film history)被引入中国的过程,认为新电影史对中国电影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整体电影史观的建构,使得中国电影史研究实现了历史学转向,并走向了更广阔的电影文化史。

媒介考古学与“新电影史”——托马斯·埃尔塞瑟的媒介电影史研究

媒介考古学建基于20世纪下半叶新历史主义和知识考古学等新知识体系,并在基特勒和托马斯·埃尔塞瑟等人的作用下形成。埃尔塞瑟一方面提出了“新电影史”的批评和研究方法,拓展了电影史研究的维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以电影媒介考古学为中心的媒介考古学谱系。将“新电影史”作为研究方法介入电影史尤其是媒介考古学视域下中国电影史研究,是重写电影史的新思路。

作为媒介考古学的新电影史

本文评估了数字技术如何影响了我们对电影史的理解。"新电影史"(New Film History)虽然复兴了对电影"起源"(origins)的研究,但尚未证明这种分析在随后世纪之交的多媒体节点同样有效。面对这样的挑战,本文将借助于"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学模型来超越"旧"媒介与"新"媒介的对立,克服当代媒介实践的不稳定形态。我们需要重新测定视听经验的范围,澄清具身性(embodiment)、界面、叙述、叙事引导(diegesis)等概念,并为视听装置的非娱乐性研究提供新的动力。

媒介考古视野下的新电影史学研究

“新电影史”作为一种新的治史方法,在理论上受到法国“年鉴派”所提出的“新史学”概念的启发,强调总体历史观。新电影史学所关注的不单单是影片的历史,而是将电影放置于一般的历史语境中,考察电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注脚作用。即所谓“电影的历史写作已经成了历史的电影写作”。而自诞生以来的一百多年间,电影逐渐成为现代人类视觉经验的主要形式之一。作为一种感官媒介,电影的物质属性让其成为影像的实体承担者,进而赋予了电影“文献性”“档案性”,并参与到我们的身体、感官与认知的构成之中。

作为媒介考古的新电影史(上)

导论二十余年来,从电影的普遍可理解性出发讨论电影作为一种媒介的作用,己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了,但是在视觉领域的深处,其逻辑仍然有悖谬之处。活动影像(moving image)在我们的城市文化环境中如此普遍,因此其影响不能简单地落脚在个别电影上,无论我们构建了多少由邪典和杰作组成的电影正典片目。在制造人类历史与文化中大部分“可见”(visible)内容的过程中,电影也创造了一个“不可见”(invisible)领域。

退化的诗学--电影的媒介考古学与新电影史研究

与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态的传统电影史研究相比,肇始于20世纪的60年代形成于80年代的媒介考古学提供了对电影史研究的新的视角,开始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早期电影或前电影的研究,而电影研究也出现历史转向,作为媒介考古学的新电影史研究就是其中一个主要范式。在媒介考古学看来,历史研究不仅研究过去,更是研究具有潜力的现在和可能的将来,惟有退回到过去,才能正视现在并放眼于未来,因为媒介考古学始终关注过去中蕴含着当下在当下重现的可能性。因而,在当今的数字时代,作为一种退化的诗学的媒介考古学就成为当前电影研究的一种新的思路。媒介考古学共有三个分支:一是电影史或媒介史;二是媒介艺术;三是新媒介理论。研究方法有:新中寻旧,旧中求新,主题复现,断裂和间断。在其价值取向上,一是恢复媒介的物质性,二是寻访媒介的异质性,致力于发现早期电影中不为学界所知的他者。最后,探讨了在当前的数字时代,媒介考古学如何实现本土化的问题。

文本、读者、语境:当代西方电影接受史观的博弈——基于珍妮特·施泰格电影接受研究的探讨

当代的电影接受史研究可以分为文本激发、读者激发、语境激发三种类型。通过对珍妮特·施泰格相关代表著作的耙梳辨析,可以呈现出当代新电影史观念影响下的电影接受史研究,是如何从文本、读者转向更强调语境因素的。施泰格的研究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底,在对汤姆·甘宁、米莲姆·汉森、蒂莫西·科里根等人所支持的二元对立电影历史观,以及认知理论所建构的观众“标准”反应的批判性扬弃中,提出了结合历史观念、认知方法论与电影美学的语境因素主导的电影接受史观念。

20世纪80年代西安本土电影期刊的价值探索与意义追寻——以《电影之窗》为例

在托马斯·埃尔塞瑟的媒介考古学理论视域下,电影期刊研究是“新电影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其在研究态势和性质上属于处在“历史的废墟和边界上”的“影史碎片”[1]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期刊是“在反思和探索中完成了现代性转向与建构,在国内当代期刊发展史上占有极大的比重,每一本电影期刊都保留了它在改革开放初期电影界的大量史料,铭刻着中国电影与电影理论在伟大变革时代发展的特殊印记”[2],是电影史研究宝贵且具有原始意义的资料。

不合时宜的媒介--嗅觉电影

民国时期报纸杂志中大量的报道追踪了英国、瑞士、美国三个国家嗅觉电影发明的动向,介绍了嗅觉电影有“模拟嗅觉”与“虚拟嗅觉”两种基本原理,讨论了嗅觉电影的技术优劣,思考了嗅觉电影“气味延迟”以及“安全性”等问题;并对嗅觉电影的观影体验做了许多有趣的猜想,同时宣称嗅觉电影将到上海放映。总体来说,民国时期嗅觉电影的设计超前于它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不合时宜的媒介。

媒介考古:20世纪20年代中美早期电影关系考索

近年来,随着"新电影史学"概念的不断深入发展,媒介考古学作为一种新电影史学研究进入到公众视野,这种电影史写作是建立在历史学基础之上,研究历史发展、变迁、递嬗的历史,也是重写电影史的一种形式。

冷战、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新中国电影史学70年述要

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电影史学发展历程的梳理,总结出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出的特点。总体而言,中国电影史学在冷战时期集中表现为革命电影史,而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时代,逐渐打破革命电影史的桎梏,确定了新的论述框架,努力建构着中国民族电影史。

电影交流史的问题、方法与实践

为了在中国电影史论域中处理译制片研究的相关问题,在既有研究路径的基础上,结合电影史研究中“中外电影交流”的史料和“电影传播史”的研究框架,“全球电影”视角下的“电影交流史”是可被提出的新的研究框架。“电影交流史”引入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范式,并结合“新电影史”及“媒介研究”的方法,可以较好地在全球电影视角下,呈现以译制片为核心的、中外电影在多个层次上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

感官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电影史研究——以《都市风光》为例

"感官文化学派"是中国学者曲春景综合美国学者汤姆·甘宁、米莲姆·汉森关于"吸引力电影""白话现代主义""感官反应场"等核心概念做出的概括性理论。本文认为,"感官文化学派"这一理论,不仅是一种早期上海电影的研究范式,更潜藏着对早期电影的现代认知判断和一种打通身体知觉的尝试。这种隐藏通过"图式—矫正"理论被不断改写,从而拓宽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路径,阐发出一种在艺术史与电影史中跨界融合、在现代生活与都市景观微观书写的新电影史意义。

重返过去,想象未来:数码转型时代的媒介考古学

数码时代来临,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所谓"革命性的断裂",不仅为电影研究打开了新兴媒介的思考空间,同时也让旧媒介在"回溯期望"中再次被发现。于此,"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①与新电影史的研究正成为近些年电影理论的新关注,即注重研究电影与媒介技术及视觉经验之间的关系。

电影工业美学:新世纪中国电影史写作的视野、原则及方法

新世纪中国电影能否写史?如何写?国内目前的理论思考与写作实践仍不多。以“电影工业美学”作为原则与方法,能为新世纪中国电影史写作提供一种可能性,如整体性思维与工业/美学视角。《新世纪中国电影史(2000—2022)》便是这一方法的有效实践。新世纪中国电影史写作面临“如何划分”“何种方法”“何种理论”等难题。作为新世纪中国电影史写作的方法,“电影工业美学”对影史写作有如下“原则”:“整体观”思维或视野;以工业/美学的张力为书写的脉络或标准;以“大众性”与“常人”观为基准及案例选择标准。正是遵循上述原则与方法,《新世纪中国电影史(2000—2022)》以“工业美学”为线索,系统梳理新世纪20多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变革、美学变迁、观众流变、文化表达与工业制作升级的脉络,进而在“整体上”把握新世纪中国电影史。

人类世视野下的当代西方电影研究

人类世出现于人文主义遭遇危机、后人类主义和生态批评兴起后的21世纪,提供了一个从行星层面、按地质时间审视人类作为一种自然力量对地球的诸多影响。西方气候科幻片、生态电影和被置于人类边缘的少数族裔影像所呈现的人类世景观,是电影创作对人与地球、自然、技术的想象与批判;类地质考古的影像化石,将电影媒介研究背后的主体从人类推向地球;人类世多维的时间尺度在新电影史研究中得到充分阐释。两者的呼应与契合,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电影的生命和电影的历史。

从视觉现代性到影像现代性--从《知觉的悬置》“接着讲”

乔纳森·克拉里在《知觉的悬置》中指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觉现代性问题--塞尚绘画与早期电影分享着同样的视觉经验。从《知觉的悬置》出发,本文认为现代艺术与早期电影生发出一种互通流动、相互博弈的影像关系,这即是说早在1874年,绘画就已经为即将诞生的早期电影预先奠定了某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意味着从视觉现代性向影像现代性的演进。这种思考,或许可以为"新电影史"研究拓宽思路,并为跨门类艺术学研究提供某种合理性的论证。

媒体考古学作为征兆(上)

本文是埃尔塞瑟即将出版的《电影史作为媒体考古学—追溯数字电影》(Film History as Media Archaeology—Tracing Digital Cinema)的结语,书中收录了埃氏许多论媒体考古学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埃尔塞瑟重返其二十五年来对于媒体考古学的研究,强调这一领域的方法、语汇与备受争议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