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蒙的新疆叙事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

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对王蒙的创作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王蒙通过语言、书籍和音乐的多元洗礼和熏陶,完成了自己受影响、接受与认同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王蒙的写作风格和审美情趣,为新疆叙事的成型奠定了坚实基础。与当时侧重表现重大政治问题的宏大叙事不同,王蒙更倾向于对少数民族文化、历史与现实的思考,这是王蒙的新疆叙事艺术建构的核心所在,体现出王蒙推崇追求人类自由与幸福的崇高意义。

感恩行旅的热度与限度——20世纪80年代王蒙小说中的新疆叙事

20世纪80年代王蒙发表了《在伊犁》等系列小说,表现了他对新疆风俗文化和当地民众生活的感受与体验。他以特有的视角用传统志人小说的笔法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透过这些鲜活形象的塑造表现了新疆伊犁等地民众的生活样态及他们潜藏心底的忧伤与敞开的快乐,边地民众洞穿世事的达观与对情感的执著等性格特质,跃然纸上。王蒙抱持着感恩之心完成了其80年代小说中的新疆叙事,这带来了两种效应:其一,他会比其他走马观花匆匆一瞥的作家看到相对更为全面的新疆;其二,他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新疆边地文化中的某些方面予以遮蔽,而这则直接影响到其该时期新疆书写的广度与表现的深度。

论王蒙新疆叙事的文化记忆及其价值

王蒙新疆叙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提供了关于新疆地区的自然风貌和人文风情的文化记忆以及一个知识分子的边地体验的心路历程和异域文化记忆。从宏观上来说,王蒙新疆叙事的文化记忆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价值:一方面是对新疆少数民族认识自己的民族性格、民族现代性的发展历程以及产生民族审美和身份认同产生了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是文化交往和对话的价值。首先王蒙的新疆叙事具有巴赫金所论说的"杂语"性,因此文本内部和文本外部都可能形成各种思想、人物之间的对话关系;其次作为一个主流民族的主流作家,他成功处理好了写作视角和身份定位问题,既避免了将其他族群的生活描绘成"他者"眼中的"民族情调",更没出现在少数民族形象塑造上的"刻板化"以及少数民族生活表现上的"本质化"倾向。因而作为主流民族的主流作家去表现新疆各民族的生活与文化,王蒙比少数民族作家去表现本族群的生活与文化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播,更能得到文化的认可,更有利于文化的交往与对话。

论王蒙与张承志笔下的新疆叙事——以《你好,新疆》《相约来世,心的新疆》为考察中心

作为四大文明体系交汇地的新疆,拥有悠久的历史以及璀璨多元的文化。在文学的视域里,新疆叙事作品参与了当代文学的整体构建:无论是在20世纪50到70年代新疆叙事诗歌中,对天山南北少数民族风情以及民俗风貌的全景再现,还是在80年代新疆叙事小说里,对边疆人民深情厚谊的无限感怀以及新疆主体意识的初步发掘;抑或是在90年代消费社会语境下,新疆叙事对纯文学的坚守以及对新疆自我主体性的颂扬。当代文学视域中的新疆叙事,大抵经历了一个由国家想象共同体到新疆自我主体意识凸显的发展历程。在众多书写新疆的作家中,王蒙和张承志分别从各自视角,对新疆的日常生活以及多元文化进行了深入阐释,并且赋予了新疆叙事独特的精神内涵和美学价值。不同的新疆呈现,共同的精神还乡,成为解读王蒙和张承志笔下新疆叙事的关键所在。

新疆经历对王蒙后期文学创作的影响

王蒙十六年的新疆经历使他寻找到了自己的创作园地——"新疆叙事"。王蒙"新疆叙事"的作品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重构,并由此开启了其重返当代文坛的大门。王蒙"新疆叙事"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后期小说中的"人物聚焦"和"语言风格"这两个方面。这一时期其小说中的人物由布尔什维克式转为芸芸众生;小说的语言风格由政治严谨转为幽默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