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穆旦“新的抒情”与“中国性”

"新的抒情"是诗人穆旦在上世纪40年代为超越以往诗歌抒情和想象方式,而提出的一种诗学主张。本文从考察穆旦"新的抒情"得以出现的错杂语境入手,通过分析这一主张的意向及其在1940年代文本实践中的具体情形,探讨它所包蕴的现实性和"中国性",指出在新诗中并不存在先验的本质化的"中国性",只有不断丰富、拓展因而变化的"中国性";穆旦的探索表明,新诗的"中国性"并非与"西方"、"现代"相对,进而言之,所谓中国新诗的"主体性",其来源也不仅仅限于单一的"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是充满了诸多驳杂的异质因素。

穆旦“新的抒情”实践及其诗学意义

“新的抒情”是穆旦在20世纪40年代自觉的诗学实践。他通过引入叙事性文类的叙事技巧,以小说化的人物视角、抒情主体的旁知眼光、戏剧性处境的营造等叙事手段,创造了一条非同寻常的抒情道路,使现代诗写作呈展现局面。其诗学意义在于,突破传统抒情境界的限制,拓展现代诗视域,穆旦使诗既成为时代的诗同时也是个人的诗。

“新的抒情”：让情感渗透智力--论穆旦和他的诗

与其说穆旦"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毋宁说是非古典中国的:非"牧歌的情绪"加"自然风景"的,非单线因果和起承转合的,非和谐统一的。穆旦是一个背靠中国抒情传统、自觉面对矛盾、分裂的现代经验的中国诗人,从40年代开始就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非个人化原则和崇尚智力的风尚有深刻反思,提出了让感情渗透智力的"新的抒情"的诗歌主张。他始终坚持的"新的抒情"的创作实践,既弥补了诗歌与现实的裂痕,也避免了诗歌单向成为智力活动的危险性。

论穆旦创制“新的抒情”的历程

论文从早期、中期和后期来考察穆旦新诗写作追求现代性过程及其表现,探讨他的研究型写作和创制"新的抒情"的内涵。

“新的抒情”与穆旦抗战时期的诗学主张

"新的抒情"是40年代现代诗人穆旦提出的具有现代主义知性特征而又扎根于中国社会现实、极具前沿性和创新性的诗学主张。穆旦提出这一主张的现实依据源于他对抗战之于民族新生的强烈信念,其理论渊源直接来自欧美现代主义诗潮特别是T·S·艾略特诗学,间接来自17世纪玄学派诗学。"新的抒情"这一诗学主张的核心是以理性精神表现抗战时代的中国社会现实并鼓舞国民努力争取民族新生的光明前途。穆旦的诗学主张表明他对时代、社会、民族的责任意识和对现代诗艺术的高度自觉。

“新的抒情”与穆旦晚年诗作

穆旦从卞之琳的《鱼目集》和《慰劳信集》的发表,看到中国新诗"抒情"性质由情感到知性的转变,它最显著的特征是"五四以来的抒情成分的丧失"。他无法认同这一事实,提出了"新的抒情"(1940)这一口号。这是穆旦一次重要的诗学选择,此后"新的抒情"在"忠实于生活"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拓展,并在穆旦晚年的诗学追求中融入了新的原质,它体现出诗人的历史睿智及其美学认识的新高度,给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弥足珍贵的启示。

浅谈新的抒情诗的横式结构

新的抒情诗的结构式,有纵式、横式和混合式三种。所谓纵式结构,就是按照时间和事物发展的顺序抒写事物,描绘画面,创造意境。如杨贵才的《牧歌》(《河南日报》81.11.5) 水塘里爬出一条青牛, 抖抖尾巴点一点头, “哞”地一声呼唤, 稻棵里钻出条红领巾,乐悠悠。 他踩着它的犄角猴身一跳, 它立刻变作他坐下的轻舟。 弯曲的小路是它的航线, 肥嫩的小草是它的追求, 红领巾是他的伙伴, 它跟着他在绿色的草地里遨游。

从“新的抒情”到“普通的生活”:穆旦诗歌写作的理念变迁

穆旦的诗歌写作理念是从“新的抒情”走向“普通的生活”的过程。“新的抒情”是以“情感渗透智力”,着重于诗歌与事件的密切关系,并以“我”的分裂将生命的丰富体验融入时代脉搏;“普通的生活”则是将情感融入日常生活与“小人物之歌”中,取消诗性主体的遮蔽,在自我生命辨认中寻求生命的平和之美。探讨穆旦诗歌中“新的抒情”与“普通的生活”的具体内涵,分析穆旦写作理念转变的原因,从而更全面地把握穆旦诗歌的写作方式。

再论穆旦“新的抒情”诗学理念

“新的抒情”是穆旦写于1940年的两篇分别关于艾青、卞之琳的诗评中提出的诗学概念。在现有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将该诗学理念本质化、去历史化的倾向,将此作为贯穿于穆旦诗歌创作始终的风格进行论述。或将“新的抒情”纳入对穆旦具有“现代主义”风格作品的解释里,或将其笼统地囊括在九叶诗派“现实”、“象征”、“综合”的整体风格内。文章以这一诗学理念为讨论对象,在厘清“抒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结合穆旦的诗歌创作与具体历史背景,对此概念作“再历史化”的阐释。

“感时忧国”与宗教视镜的角力——重探穆旦的“新的抒情”

一、“新的抒情”的争辩与实践“抒情”与“抒情传统”(“抒情主义”)是最近20年来学界热议的话题。不过,“抒情”却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内心情感的抒发的问题。具体文本的“抒情”质地不仅与作家的个人禀赋、性格相关,也隐隐地与历史背景、思想与文化动向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与40年代初期,就曾发生过一场有关“抒情”的争议。

“新的抒情”:何其芳《夜歌》中的“心境”与“工作”

作为记录何其芳延安时期思想轨迹的关键文本,写于1940年的系列诗歌《夜歌》是一部看似明朗实则包含丰富层次的作品。其中洋溢的"快乐"情绪、交流与对话的展开结构、反复处理的"同志爱"主题,都基于共同体内部亲密舒放的感受,突破了诗人自己乃至新诗固有的抒情方式,"活化"了个我与自然、社会、群体之间习焉不察的稳定对峙,甚至可以看作一种"新的抒情"。回到特定的工作与生活现场,重新讨论这一"新的抒情"的生成,分析其内在层次及与"事务工作"的关系,不仅可以重置"何其芳现象"这一命题,也有助于思考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战争与革命的历史中知识分子"心境"的意义。

“新的抒情”与现代主义——重识穆旦的新诗写作

1939年前后,穆旦的写作发生了一次明显的由"青春期"向"后青春期"的转变。这一转变并不像一般研究者判断的那样,是由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浪漫主义仍然存在于穆旦的写作中。穆旦提倡的"新的抒情",在客观上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很好地综合了"理性"和"抒情"。穆旦以《赞美》为代表的一类诗,实际上只是浪漫主义的变体,而以《春》《森林之魅》为代表的一类作品,则更重"有理性"地抒情。穆旦并没有也无法在"知行合一"的意义上,将自己的文学表述熔铸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对诗的现代性认识,于40年代经过一个短时期的绽放后,在穆旦身上便不复存在。由于一个真正的"思想的主体"的缺席,以诗来真正表达一个时代的任务,其实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态。

新的抒情——穆旦的诗论

在新诗命运何去何从的严肃思考中,穆旦应时提出了“新的抒情”的诗歌主张。这一主张在认同传统抒情本质的同时将理性精神引入“抒情”范畴,追求以新的形象、新的表达方式具体形象地写出时代的内容与“发现底惊异”。

从抒情的放逐到一种“新的抒情”

引言 在上世纪文学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合力之下，中国现代诗歌呈现出了复杂多样的流向变化。而如果将中国现代诗歌比作激情昂扬、画笔急促而斑驳的历史画布，卞之琳和穆旦这两位诗人就是其上浓墨重彩的两笔。作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性诗人，卞之琳和穆旦以个体化的言说方式，书写着古老中国转型期复杂而隐秘的现代经验。他们在各自的道路上曲折前行，其对个体内心世界的探索和诗歌技巧的实验革新，至今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典范意义。

一个“现代”中国诗人的“自我”与“抒情”——穆旦“新的抒情”解读

穆旦于1940年提出的"新的抒情"主张,作为诗人在"战时中国"历史场域中对自身诗歌创作道路作出的能动性调整,日益为研究者所关注。在对这一现象的评述中,论者多将穆旦在大历史中遭遇的"人民"视为"象征物",而与之相对的"自我"才具有"原初性"。笔者认为看似本质化的"自我"与"人民"一样,皆是内在于具体时代语境中的历史化建构,并力图通过拆解"我与我们""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重审"新的抒情"作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一个转折性症候,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乃至思想史的重要意义。

“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建构、解构与新构——兼谈“心学”与中国现代抒情的内生性

研究中国现代文论者大都知道,周作人提出“发乎情,止乎情”新命题,中止了“发乎情,止乎礼义”传统命题。又因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主张个人主义与浪漫主义,因而人们往往把“发乎情,止乎情”这一新的抒情观视为西方思想旅行的结果。其实,明清时期,“心学”流行之际,诸多文人就开始解构“止乎礼义”。大体说来,汉儒建构了“发乎情,止乎礼义”命题,宋理学家强化了这一命题,“心学”解构了“止乎礼义”。“五四”时期全面摆脱封建礼义束缚,承继“心学”,新构了“发乎情,止乎情”新命题,走向了现代抒情时代。因此,中国现代抒情的发展,不仅受到西方思想的外缘影响,也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内生影响,正是“内生外缘”的结合,才构成现代抒情发生的两重机制,而非是西方思想的单一移植所造成。

召回被放逐的抒情--从1940年代穆旦的两篇诗论翻译谈起

20世纪40年代初,穆旦翻译了路易·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的《诗的晦涩》("Obscurity")及麦可·罗勃兹(Michael Roberts)的《一个古典主义者的死去》("the Death of a Classicism")两篇诗论。穆旦在早年全力投入创作的情形下主动发起的翻译活动,与后来作为翻译家查良铮所开展的翻译活动相比,所受政治语境的影响和制约相对较少,更多体现穆旦本人对于现代诗歌的理论反省,同时也反映出诗人立足自己的语境对诗歌理想的自我省察。从这两篇诗论翻译的选材、策略、观念以及与穆旦同期诗评的互文探究中可以看出:1940年代穆旦的诗学观中既有对叶慈个人主义和艾略特逃避诗学的扬弃,也有对奥登一代融入时代的政治态度之认可;既有对中国诗人智性写作的批评,也有对中国时局和诗学情境的反思。在这一基础上,穆旦呼唤"自我"从隐匿中现身,要求诗歌的理性担当,渴望诗歌能够传达光明、博大、深厚感情,多维度构建了诗人"新的抒情"之诗学观。

卞之琳的新诗处女作及其他

本文讨论新发现的卞之琳新诗处女作《小诗》（四首）及其《慰劳信集》的评论文章等史料。首先对《小诗》（四首）在内容与风格上学习冰心与异于冰心之处略作说明与辨析;继而在卞之琳诗作批评史的历史脉络中,围绕周木斋、穆旦、陈世骧等人评《慰劳信集》的文章,分析该诗集中新抒情的内容及其表现方法的特点;最后以陈世骧、叶圣陶、李广田等人从音节、字义等角度细读卞之琳诗作的批评实践为例,说明现代诗学史上这一＂诗的新批评＂潮流在沟通作者与读者等方面的意义。

古典与现代之辨：新诗的第三条道路——以1940年代沦陷区诗人为中心

一、“沉重的独语”的双重资源 在1940年代的特殊历史境遇下．新诗的创作似乎处于“停滞”状态，但事实上。在西南联大校园内．一批诗人（冯至、穆旦等）以一种“新的抒情”方式潜深地推动着新诗的发展。而几乎同时．在北方沦陷区校园里的一些年轻诗人，包括吴兴华、沈宝基等，也在坚韧地探索着属于自己的“新的抒情”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