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统战工作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组织)蓬勃发展,已经成为社会组织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在全面分析“两新”组织发展情况基础上,对开展“两新”组织统战工作的内容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做了初步探讨。

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探索实践与深化路径——以深圳市为例

“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明确要求。近年来,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加速发展,聚集了大量新就业群体,他们来源广泛、流动性强,联系面广,加强对新业态的党建引领、促进新就业群体团结凝聚,事关基层治理的成效。作为最早开展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试点的城市之一,深圳市围绕加强管理、组织覆盖、关心关爱、参与治理四个方面,推动“提级管+行业管+属地管”,探索“建强头部+规范内部+灵活支部”,完善“权益保障+关心关爱”,突出“融入治理+作用发挥”,提升“三新”党建适应力、组织力、服务力、引领力。未来,加强“三新”党建工作,必须让党的组织体系“建起来、活起来”,让关心关爱“暖起来、聚起来”,让社会治理“融起来、慧起来”。

经济社会变迁与乡村政治组织建设的规律性探析——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村政治组织建设创新》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社会、政治之间存在着丰富复杂的互动关系。正因为如此,乡村政治组织建设不能忽视从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大环境中去寻找因果。

云南边境地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新内源发展路径——基于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

研究基于对云南边境地区社会组织的实地调查,运用“新内源发展理论”,以多个案的形式,从主体性和组织化两个维度分析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结果表明,目前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主要包括自我激发组织内生潜能、资源链接培育本土社会组织以及整合资源赋能乡村社区三种典型路径,这些路径都能够实现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新内源性发展。

新时代发挥社会组织功能的多维审视:理念、制度与路径

社会组织的功能发挥是攸关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效能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为共建社会治理体系助手、促进共同富裕推手与重塑社会文化帮手等功能,有赖于理念、制度与路径的创新。在理念遵循上,立足非营利属性、基层属性、群众属性,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立足新时代需求和自身使命任务,坚守主动作为的精神信念;立足提升内部治理能力、对外服务能力、学习创新能力,树立自我建设的发展理念。在制度建设上,围绕党建引领下的制度同构、多元主体中的治理嵌入、公共文化中的组织塑造等制度要素,优化社会组织制度环境、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在路径选择上,提出建立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打造协同发展的社会组织联盟、探索赋能社会组织市场化运作等进路。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中的应用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模式的不断创新,如何有效地 将“枫桥经验”应用在基层治理中,特别是在社会组织参与的环境下,成为了当前研究的焦点。本文首先概述了“枫桥经验”的起源、主要内容和特点,然后探讨了新时代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与挑战。通过对不同地区和类型的案例分析,文章揭示了“枫桥经验”如何被社会组织应用于基层治理中,以及其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也发现了新时代下“枫桥经验”的某些局限性和挑战。最后文章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以期进一步促进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基层治理,发挥“枫桥经验”的核心价值。

党建引领“两新”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实践探索与经验模式

近年来,党建引领“两新”组织参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在促进城市社会与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越来越发挥出重要作用。作为超大城市的样板,北京市积极践行将“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适应市政府建立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新机制需要的同时,逐渐探索总结出符合社会治理现代化本质要求的治理模式。通过“两新”组织推动治理向党建引领深化,促进企业与社区融合共建,完善社会治理应急机制,为有效响应国家战略制定“共治”标准。通过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总结了“两新”组织在参与治理过程中组织、管理、机制、方式四方面的经验模式,为激发超大城市治理新活力提供参考。

合作经营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影响

基于陕西、甘肃两省微观调查数据,从冗余性、敏捷性、稳定性、能动性四个方面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测度指标,论证了合作经营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采取合作经营的方式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明显提高约17.8%,该结论能通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但合作经营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影响程度会受到村域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源禀赋的调节。进一步检验发现,合作经营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韧性的正向影响在兼业化水平低、村集体经济收入较高、户籍人口较多的村庄中更为明显。因此,应该因地制宜,逐步采取合作经营的方式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同时应规范集体资产管理,保障组织成员主体性地位,以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新时代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研究——基于九市案例分析

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社会组织对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作用,逐渐成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本文试图梳理近年来中国九个城市社会组织在推动社会服务水平提升、孵化社会创新项目、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开展的诸多创新实践,从而总结出新时代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三大层面的六种模式,即以智库咨询为主的政策倡导模式、以基层议事为主的协商治理模式、以平台搭建为基础的行业服务模式、以孵化器为载体的枢纽链接模式、以承接政府职能转移为核心的购买服务模式、以自筹资金为核心的独立运作模式。本文基于九个城市案例分析,提出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优化策略。

社会资本视域下农村妇女的组织化与公共参与——以“赣南新妇女”运动为例

农村妇女的组织化与公共参与愈发成为我国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建设性力量,在“赣南新妇女”运动以及“乡村振兴巾帼建功”等系列行动中获得了高度认可。赣南地区农村妇女对结构型社会资本、关系型社会资本以及认知型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的运用表现出多层级、流动性和累积性的特点。

空间政治学视角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再组织化

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再组织化实践及其形态为研究对象,从空间政治学视角出发,可以发现,权力(权威)既是某种再组织化形态空间生产的主导逻辑,也是其他各类再组织化形态空间生产的背景性或支撑性逻辑,而资本、权利与技术则基于权力(权威)这一背景性逻辑,经由不同的实现方式建构出吸纳-整合型政治空间、规划-引领型流通空间、沟通-参与型生活空间、服务-治理型公共空间、联谊-交流型虚拟空间五种具有不同价值诉求的空间形态。当下优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再组织化空间,应考虑:从“权力”到“权威”,重构空间运作逻辑;从“工具”到“价值”,重建空间价值诉求;从“封闭”到“开放”,重塑空间互动格局。

集体经济组织的社会治理功能及其内在演化分析

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我国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演化。对于广大农村而言,发展集体经济组织不仅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更是化解社会治理问题的有效抓手,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简单而言,建设集体经济组织不应该仅仅是经济问题,更应该是事关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状况,可以发现集体经济组织的社会治理功能在不断完善,最终成为具有组织功能、经济功能和保障功能的社会治理单位,助力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

新入职乡村教师教学适应的困境及纾解策略——基于组织社会化的理论视角

研究基于组织社会化的理论框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发现,在教学文化适应方面,新入职乡村教师面临着严厉与宽松的失衡、“我想教”与“我不想学”的冲突等适应困境;在教学工作胜任适应方面,教师面临着乡土知识的匮乏、教材领悟能力的欠缺等适应困境;在教学人际适应方面,教师存在着与学生之间沟通经验不足、与家长之间信任感缺失、与同事之间融入迟缓等适应困境。研究建议,厚植乡土情感,减缓“离土性”的蔓延;提升教学创生能力,跳出“教书匠”的角色定位;增强同侪、师生及家校间情感联结,避免“局外人”的境遇。

高职院校有组织科研的现实困境与推进策略——基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面向国家战略和技术前沿开展有组织科研是高职院校实现高水平发展的新支点,也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诉求。但基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发现高职院校有组织科研建设面临政策制度偏差、配套条件不足、文化认知冲突等困境。因此,应建立多元错位的高职院校有组织科研制度体系,健全科学有效的高职院校有组织科研保障制度,凝聚合作共赢的高职院校有组织科研共同体意识,以期推动高职院校有组织科研建设。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国家工作重心出现转移,由原先的着重发展生产力和物质文化转变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已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物质文化需要,更多地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因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原因,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状问题,所以这些要求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准确判断,对乡村振兴进行总体部署,对农村基层党组织进行政治、组织、思想、纪律、制度等方面的系统建设。

社会治理视域下基层党组织领办集体经济实体的实践探索及优化路径--以贵州省金沙县为例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作出新的部署。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让社会既拥有良好秩序又充满发展活力,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基层党组织领办集体经济实体,是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不仅具有经济带动优势,能够促进共同富裕,也具有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基层党组织领办集体经济实体是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采取农业集约化管理手段,推动村集体经济快速高效发展。它既是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有力抓手,也是增强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载体。金沙县基层党组织领办集体经济实体围绕规范化、实体化、内涵式发展思路,在促谋划研判、促政策落实、规范监测管理、探索示范带动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如何进一步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产业优势,可以从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外部环境等方面着手。

市场的社会建构:农民关联市场的组织机制——一个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

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基于新经济社会学和有形市场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华北平县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中不仅有着效率优先和交易成本的经济因素,还存在着非正式权威、乡土生活逻辑、政策福利化等社会建构因素,形成了农民关联市场的三种组织机制。不同机制的相互联系与运作过程形塑了平县的交易秩序,分别是经济组织主导、市场自发生成和行政推动建立的组织类型。农产品市场的交易秩序作为“小切口”,反映着现代化发展思路的“真问题”,三种类型化的组织机制在不同程度上契合了未来市场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关键特征,为乡村经济振兴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云南红河 打造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新样本

近年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加强党建引领,加大社会组织培育力度,完善管理机制和支持措施,引导社会组织因地制宜开展帮扶,积极探索打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红河样本”党建引领把准航向。

江苏新阶层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系列沙龙首场活动举办

6月28日,由江苏省委统战部指导,江苏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主办,江苏涝沱社会工作支持中心、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共同承办的江苏新阶层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系列沙龙首场活动在南京大学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活动以“赋能社会组织发展·助力基层社会治理”为主题,旨在搭建平台,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开展“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有力度”的交流与探讨。

浙江省桐乡市 打造新时代社会组织共建共创共享生态圈

浙江省桐乡市民政局通过培育、孵化、扶持、发展等,引领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在服务经济发展、繁荣社2023年10月20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目前,全市登记社会组织697家(社会团体487家、社会服务机构197家、基金会13家),其中慈善组织21家,同时有备案社区社会组织3062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