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事诉讼法》中的“新的证据”应作如何理解——兼与张卫平教授商榷

以证据失权为核心的举证时限制度在合法性、正当性、操作性三大层面均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失,已经不再适宜作为我们在理解与适用新民诉法时的参照依据。对于新民诉法中关于"新的证据"的理解,最为合适的方式就是回到文本,将"新的证据"重新理解为当事人在此前未曾向法院提交过的证据。同时,以费用制裁取代证据失权作为施加在逾期举证当事人身上的不利法律后果,建构以费用制裁为核心的举证时限制度。

民事诉讼法中“新的证据”的理解与适用

在民事诉讼"新的证据"的认定标准上,最高人民法院前后出台的司法解释奉行不同的标准。而且,在界定"新的证据"这一概念时,人民法院未能将其与一般证据区别开来,难以彰显"新的证据"的特性和制度功能。事实上,"新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认定,乃至纠纷的有效解决休戚相关。故而,最高人民法院应从有效解决民事纠纷的宗旨出发,对"新的证据"的特性进一步解释,统一"新的证据"的认定标准,以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关于民事诉讼中“新的证据”之思考

"新的证据"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备受争议的问题,也是与举证时限制度具有密切联系的概念。理论界和实务界在说明新的证据之内涵时常常脱离举证时限制度,只按照法律规定生搬硬套,未能明晰其立法缘由,导致"新的证据"被滥用。从大陆法系之新的攻击防御方法来看,"新的证据"之功用在于平衡失权制度所带来的实体与程序之矛盾,其内涵应当从逾期举证与诉讼迟滞之因果关系以及当事人逾期举证之可归责性的视角进行界定。

刍议民事诉讼“新的证据”

为了缓解举证时限制度与实体公正之间的矛盾,从而使举证时限制度设计更具有正义性,各国都在一定条件下并未彻底排除当事人逾期提出的“新的证据”,我国民事诉讼也不例外。本文对“新的证据”与举证时限制度的关系、“新的证据”的界定、提出“新的证据”的法律后果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这对实现民事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均是十分必要的。

对新的证据规定之思考

2001年12月和200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两次对新的证据的认定作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均具有严重的缺陷,难以实现诉讼公正和效率的价值追求。应将证据的职能和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作为新的证据认定的主要考量标准。

民事诉讼中“新的证据”范围的理解与适用

为了缓解举证时限制度与实体公正之间的矛盾,各国都在一定条件下规定了"新的证据",我国民事诉讼也不例外。根据《民事诉讼法》与《证据规则》,可以界定新的证据的含义;新的证据的范围要根据不同的审理程序和情形来进行,由于提交新的证据而产生的合理费用,要根据公平原则,在符合一定条件时,由当事人分担。

民事诉讼“新的证据”适用混乱原因之探究

在司法实践中,民事诉讼"新的证据"的适用长期处于混乱状态。对此,笔者从"新的证据"的界定、法律规定的不严谨以及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两种证明标准并存于同一法律中等三方面,探究了导致"新的证据"适用混乱的深层原因,以期为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提高司法裁判水平略尽绵薄。

“新的证据”启动检察机关民事抗诉程序研究

新《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程序方面的规定有许多新突破,不仅将检察机关的民事再审抗诉情形与法院再审事由进行了统一,而且细化了检察机关再审抗诉和提请抗诉的条件。特别是将"新的证据"作为检察机关启动民事再审抗诉程序的情形之一,必将为民事申诉案件的办理带来实体和程序上的种种挑战。

民事诉讼“新的证据”的界定

民事诉讼"新的证据"是《证据规则》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它进行科学的界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有着积极的意义。长期以来,由于理解上的差异,导致适用上的不一致。本文从诉讼的三阶段入手进行简要论述,合理解释"新发现的证据"和"客观原因"。

民事抗诉新局面之管见——以“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为视点

一般认为检察院抗诉与法院的依职权再审是阻碍我国民事诉讼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靠拢的主要障碍,现今民事抗诉不仅被保留且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不仅仅是出于司法现状的考量,更核心的是对民事检察监督宗旨的把握——并非旨在给当事人提供最后的公力救济。民事抗诉理由中"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是新增的内容,本文主要论述何为再审新证据,检察院能否及如何调查取证,对检察实务中已经存在及即将出现的问题的解决给出笔者的见解。

试论“新的证据”——对《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的理解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当事人以新的证据为由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4条对《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规定的“新的证据”界定为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新的证据”应作为再审提起的理由。对“新的证据”的认定应由审判庭进行认定。我国应对再审制度进一步完善,以使司法机关和当事人有章可循。

论重新鉴定意见取得再审“新的证据”效力之事由

在原审程序结束后,败诉方往往试图提出“重新鉴定意见”,以期作为“新的证据”启动再审。随着“防止无理缠诉”到“纠正错误裁判”的立法理念转变,司法解释对重新鉴定意见取得再审“新的证据”效力之事由的规定亦经历了一个从过严限制到过松放宽的过程,但均不合实践需求。在实务中,再审审查法官通常会优先考虑办案效率,故仍以严格事由的适用为主。为兼顾公正与效率,应在严格事由的基础上,合理地增加重新鉴定意见取得再审“新的证据”效力之事由,比如“原鉴定意见存在致命缺陷”“特殊鉴定机构作出重新鉴定意见”“再审申请人提出两份重新鉴定意见”等。

浅议“可视为新的证据”制度及其对民行检察工作的影响

2008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审监程序司法解释,提出了"可视为新的证据"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条件。然而",可视为新的证据"作为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条件及应用与再审"新证据"近似却存在着不同,容易混同,故本文拟通过对二者概念、特征及条件进行比较与分辨,结合民行检察工作实践,就该制度在实践应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达到更好的认识这一新的制度,完善我国民行检察工作的目的。

论“新的证据”在民事检察工作中的适用

《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再审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事由是相统一的,并将"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列为第一种条件,但规定对"新的证据"在民事检察工作中应如何把握与运用未作任何限制。通过本文的拟写共同探索"新的证据"在民事检察工作中的适用。

浅议民事诉讼“新的证据”

《证据规定》中提及的"新的证据",应以客观标准来判断,即当事人确因外界客观原因不能提交的证据,才构成"新的证据"。还有一种新的证据"可视为新的证据",即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准许延期举证,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供的,且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证据。对于"新的证据",应当听取双方对是否构成"新的证据"的意见,法官评议后作出判断,决定是否进行质证。若一时难以判断的,可要求另一方先发表质证意见,法官应告知当事人质证并不表示认可该证据是新的证据,不同意质证的将可能被视为放弃质证权。

关于我国再审事由中“新的证据”的要件分析

我国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可以作为当事人申请再审之理由。但对于如何理解此"新的证据"尚无明确定论,学界与实务中仍需探究。本文拟通过对于作为再审事由的"新的证据"的要件构成进行分析梳理,防止适用中的混淆,为司法实践提供一定的指引。

从再审职能角度看再审程序中“新的证据”

依《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可见"新的证据"与再审制度呈现出"点"和"面"的结构性关系,前者具体范围的确定势必影响后者运行的效果。虽然再审制度作为一种司法纠错救济机制,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其关涉审判效益、程序安定性等相关价值要求,不同的价值取向生成不同的制度要求,故应立足于再审职能角度来审视再审中"新的证据"。

何时为止:证据不足不起诉后重新追诉的法律控制

作出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后,检察院重新发动追诉存在恣意倾向,可能对程序的安定性有所削弱。规范演进过程显示,恣意风险植根于规范价值定位、不起诉种类界分和司法解释越权续造等复杂因素。对重新追诉进路作类型划分,明确规制重心为“发现新的证据”和“不起诉决定确有错误”两类事由。对此,应遵循《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69条确立的有限实质确定力,对“新的证据”和“确有错误”进行法解释学限缩,通过公诉审查程序实现过滤。其中,“新的证据”须同时符合崭新性和显著性特征:前者要求证据在决定不起诉前未被检察官发现,通过比对证据卷记载内容加以判断;后者强调证据必须足以推翻原不起诉决定,排除区分此罪与彼罪、证明量刑情节的证据。为保证独立要件不致被虚置,“确有错误”宜排除仅可归咎于检察官之事由。《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应当秉持“以精细立法助推精密司法”的理念,对证据不足不起诉后重新追诉实现更进一步的法律控制。

对以有新的证据提起再审检察建议的审查

【裁判要旨】对于以“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再审检察建议,法院不仅要审查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是否确有错误,还要审查新的证据对原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和定罪量刑是否有影响。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新的证据”

“新的证据”的规则是证据规则中的必要组成部分。依据《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可以界定新的证据的含义及其特点。新的证据的排除和认同要根据不同的审理程序和情形来进行。一方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对方当事人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在合理期限内提出抗辩。此外,由于提交新的证据而产生的合理费用,要根据公平原则,在符合一定条件时,由当事人分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