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布劳威尔与达米特直觉主义思想的差异

布劳威尔和达米特作为直觉主义思想的两位重要代表,代表了直觉主义思想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布劳威尔作为传统直觉主义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奠定了直觉主义的基本理论,但是作为直觉主义发展初始阶段的重要代表,布劳威尔的直觉主义思想更为侧重本体论、非形式化,更为强调主体私人内在感觉的直觉,使其直觉主义思想更加具有思辨、神秘性的传统哲学特质。达米特作为新直觉主义的重要代表,其直觉主义思想借用了当代分析哲学的发展成果,侧重直觉主义的认识论、语言化、形式化的研究,更为重视分析哲学在直觉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工具性作用,重视为直觉主义逻辑做哲学辩护,构建了与数学柏拉图主义相对立的反实在论的真理和意义理论。但是,达米特的反实在论立场使他的直觉主义思想陷入了相对主义困境。

亚里士多德与伦理直觉主义

亚里士多德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一名直觉主义者,但他的思想中却包含了许多类似直觉主义的观念,包括他的基础主义立场、对直觉归纳的重视、以及对"接触"的探讨。其中,亚里士多德的"努斯"和"明智"概念是和当代直觉主义研究最为相关的两个概念,前者可以被理解为类似"理性直觉"概念,后者可以被理解为类似"反思平衡"概念。新理性直觉主义通过构建"反思平衡"和"理性直觉"的内在一致性,使得亚里士多德在谈及"努斯"和"明智"的不融贯之处得到消解,构建了亚里士多德与当代伦理学研究的新联系。

基于道德直觉的道德判断何以可能

道德判断双系统理论、休谟式道德直觉理论以及情感理性主义/感情直觉主义,是当前热议的道德直觉理论。通过对上述理论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当我们作出道德判断时,并非单一地基于认知过程/理性推理,或单一地基于非认知因素/道德情感,而是基于能够综合以上两方面因素的"道德直觉"。因此,通过重新整合新理性直觉主义语境中的"道德直觉"概念,可以为道德判断与理性、情感之间架设桥梁,并证明我们是依据我们的道德直觉作出道德判断的。

Hermann Weyl，一个不情愿的改革者

Hermann Weyl在其“关于数学的新基础危机”(On the New Fundations Crisis in Mathematics)[Weyl 1921]中宣告：“Brouwer计划乃是一场彻底的改革!”，并随之一头扎进了数学界关于集合论和分析基础的不断升级的大论战．Weyl作此决定并非轻而易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