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礼教”及其“情理儒学”哲学基础

“新礼教”是当代儒家哲学前沿的一个理论建构,旨在回应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儒家“礼教”的简单化否定,建设一种现代性的儒家伦理政治的教化理论体系。新礼教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缘情制礼,以礼为教。其所谓“礼”,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其所谓“情”,则不仅指“情感”,而且指“事情”,即普遍的情感与它所适应的特定时代生活方式的实情。新礼教的这种理论建构,有其深层的哲学基础,尽管这种基础目前尚未在学理上充分展开。这个基础就是“情理哲学”或“情理儒学”。它呈现为一种多层级的奠基关系,即:情感存在论→情理本体论→情义伦理学→新礼教。新礼教最具独创性的思想之一,是礼教的历史形态与社会主体的历史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揭明现代性的新礼教的时代特征乃是公民的“自我教化”。

“新礼教”的基本内涵与结构

儒家礼教并不是以一套亘古不变的政治道德社会规范来驯化人,而是主张遵照时代生活方式本身的节律、轨迹制作与生活方式相适宜的礼教规范和礼节仪式,然后循礼而行以为教化,在教化中让人一方面适应既有生活境遇,另一方面还要突破既有生活境遇的限制,创造、建构人自身及其所置身的生活世界,进而实现“自爱—爱人”相平衡的“仁爱”价值理想。故儒家礼教是与时代生活方式变迁同步日新的礼教,是一种“新礼教”。礼教具有教人适应的功能,但更重要的是强调要在适应中进行创造、建构。

新礼教,新君子——现代君子人格的内涵及其养成

儒学乃是一套培养与时代生活方式相契合的君子人格的学问,礼教便是养成君子的具体途径。不同时代的礼教形态造就了不同内涵的君子人格。具体而论,前现代之旧礼教旨在养成孝子忠臣这种旧君子。但孝子忠臣显然不再适宜于现代社会,所以,我们应该建构一种具有现代精神的新礼教来养成现代社会的新君子。

新礼教: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观念蕴涵

新文化运动反礼教,反的实际只是帝制时代与皇权结合在一起的吃人的旧礼教,并不意味着一种彻底的反孔非儒立场。事实上,反对旧礼教蕴含着建构某种具有现代精神的“新礼教”的观念,隐伏着儒家礼教现代转型的方向,即一条本诸仁爱立场,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相适宜的礼教重建之路。尽管这条“新礼教”建构之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并未形成概念化的表述,但却指明了礼教重建的方向。

生活儒学的“新礼教”蕴涵--中国正义论的“情义伦理”思想

"生活儒学"思想体系是现代中国哲学"情理学派"的理论集大成形态,是现代中国哲学、儒家哲学的最新形态。"生活儒学"实际是给出了"人是情理的存在"这样一个存在论层级的哲学命题,而其具体的"中国正义论"则是在形而下的维度建构了儒学现代"情义伦理"形态。由此,整个生活儒学思想体系实际是为建构儒家"新礼教"指明了方向,即在现代性生活方式的基础上重新"缘情制礼",让儒学源于生活,归于生活。

儒家礼教的现代转化

封建礼教“吃人”这种说法是站在现代立场上对前现代礼教形态的批判。而儒家礼教的真正内涵乃是遵循一定生活方式的生活行事本身的秩序、节律去制礼以教,从而创造、建构起与生活方式相适宜的社会主体及其所置身的生活世界。旧礼教之所以是“吃人”的,就是因为基于前现代生活方式制作的旧礼教所建构起来的集体性家族实体和等级化的生活世界都吞噬和压制着个人。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制作与现代生活方式相适宜的新的礼教形态,从而建构起个体的主体性和现代生活世界。如果说旧礼教“吃人”的话,新礼教则旨在“成人”,成就个体的主体性,进而成就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生活世界。

从历史的视角看礼教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屡遭诟病,儒家的“礼教”也备受批评。长期以来,人们未能从历史的观点看礼教,造成了对礼教的误解和反感,影响至今。对于礼教,须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回到源头加以考察,剖析其深刻内涵,衡定其历史地位,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讲清楚其内涵与地位、意义和价值以及后来的异化。应当在深刻反思其发展演变历史的基础上,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仁为本,仁礼并建,构建具有自由、平等精神,充满人文关怀的新时代的新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