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红学”述评

本文细致地论述了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派的基本观点 ,它对“索隐派”的批评与超越 ;“新红学”自身观点的发展变化 ;“新红学”所受到的政治打击以及学术界对它的误解 ,并对“新红学”

有正本的发现与新红学的诞生——一段被红学研究忽视了的重要史实

本文简要回溯了有正本的发现与研究历程,指出有正本的发现,是新红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契机,对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辩》都有重要启示,从而揭示了它与新红学之间的重要联系,为新红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新红学”的知识谱系

“新红学”的基本构成是“实证与实录合一”。胡适以“科学精神”演述乾嘉学术方法,以“自然主义”、“自叙传”去演述传统的史学实录观念。实证研究体现一种科学精神,实录观念则是一种反科学的观念。

胡适新红学研究之心理传记学探析——兼谈时代、学术与红学的关系

本文以胡适的红学研究成果为核心,结合胡适其他思想文化成果及相关传记作品和人生历程,应用“心理传记学(Psychobiography)”研究方法,深入探索胡适红学研究中表现出的矛盾行为——致力于《红楼梦》研究与对《红楼梦》本身过低评价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一行为的心理根源和实质。指出胡适这种矛盾性的行为是有感于时代需要而做出的言不由衷的表态,其内心对《红楼梦》的极度推崇才是对《红楼梦》的真正态度,其离开大陆赴台前独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带走,作为家国文化的唯一象征即是这种态度的表现。

新红学的成就与缺失——胡适《红楼梦》研究的启示

20世纪初叶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是在与旧红学的正面对抗和拼杀中实现的,素称“中国功夫”的考证是新红学克敌致胜的法宝,而考证之法对于文学研究本身存在的局限,又开启了新红学的种种弊端。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既要充分肯定胡适考证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又要深刻认识新红学的严重缺失并从中寻求启示,以实现新世纪《红楼梦》研究的主体推进和全面拓展。

《红楼梦》脂评本与《还原脂砚斋》——对八十年来新红学派存在价值的质疑

《红楼梦》脂评本自上世纪30年代胡适"发现"以来,一直被红学界认作研究《红楼梦》最有价值也是最为可信的本子。但对脂评在《红楼梦》问世后一百七十余年方始"出世",其真实性究竟如何,后人还是有权利质疑的。欧阳健《还原脂砚斋》一书对脂砚斋及脂评本的存在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奉脂评本为红学研究圭臬的人为保卫自己的"精神饭碗"和"研究成果",必须作出有效的反应,否则己之研究成果当存在付诸东流的危险。

考证派新红学发展历程回顾与评述

对近百年考证派新红学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与评述:一、新红学的发展历程。1922年“胡蔡论战:”胡适“新红学”研究范式走上历史舞台;“自传说”与“续书说:”胡适“新红学”研究范式的桥头堡;俞平伯、周汝昌:撑起“新红学”脊梁的双子星座。二、褒贬参半、命运多舛:胡适新红学范式的坎坷命运。

胡适的“科学情结”与新红学的“科学方法”——论新红学的价值取向及其得失

研究《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和本子问题,不是为了进一步研究《红楼梦》的"思想""艺术",而是借此向广大的中国人输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这就是胡适的"科学情结",这就是胡适创立新红学的目的。为了推广"科学方法",所以胡适只关心那些可以考证的内容,即曹家的历史和版本的历史。他对于《红楼梦》的核心——大观园,这个显然是虚构出来的世界,不是不知道,却总是避而不谈。不能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的对象,在胡适看来是没有讨论价值的。胡适所创立的新红学,其长处和短处均由此可见。

新红学问世百年之反思与研究前景展望

新红学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其对旧红学的突破主要体现在《红楼梦》作者和版本两个方面。以今日红学所取得的进展作百年学术检视,感觉新红学对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考证还比较粗疏,研究方法上的“大胆假设”也存在着主观臆测之嫌,这是《红楼梦》作者问题探讨始终不休的主要原因。笔者曾撰文提出《红楼梦》著作权的新命题“家族累积说”,故本文侧重于探讨新红学关于《红楼梦》版本问题的讨论,考察从残钞脂本到完整程本的演变轨迹。面对具有200多年接受史并在各个社会阶层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作品,我们应正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版本的整体客观存在,深入考察其折射出的不同历史时期的“集体无意识”。面对百年红学所存在的“经学化”倾向,“回归文本”才是正确的研究方向选择。反思新红学问世后的百年历程,其目的在于展望新时代红学的发展前景。

书外寻真 点金成铁──试论新红学的非文学倾向

书外寻真 点金成铁──试论新红学的非文学倾向夏荷张竹坡评《金瓶梅》说：看《金瓶》把他当事实看，便被他瞒过；必把他当自己的文章读，方不被他瞒过。（《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把小说当文章读，是一种文学性的研究；把小说当事实看，就是一种非文学的倾向了。胡...

新红学的开端,新典范的创始:王国维的红学研究述论——现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提出的问题不仅蕴含着新锐的思想光芒,同时具有鲜明的学术启示意义,如"解脱"说、"悲剧"说、"伦理学上之价值与美学上之价值合一"说等。20世纪初期提出的这些崭新命题,具有立意新、方法新、见解新的特征,为中国小说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建立做出了可贵的学术贡献。同时,《红楼梦评论》引入叔本华哲学所建立的《红楼梦》研究的新范式,是王国维在红学批评方面建立的桥头堡,仍有待继续前行,精进日新。

什么是“新红学”

一百年来,"新红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不同的视界所解读。"新红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生态中诞生,是"整理国故"运动的一部分,且在五四新文化大潮的裹挟下在文化前沿尽领风骚。民国时期的学者多接受其实证方法而批评其"自叙传"说;批俞运动是批胡运动的序幕,它以政治意识形态解读"新红学",视之为"唯心论";海外学者余英时开始从学术范式意义上考察"新红学",用"考证派红学"描述以"自传说"为核心的新红学。以可靠的历史文献对《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进行考证,而不是利用比兴、六书方法去进行语义转换,这是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的科学性、学术性之所在,也是"新红学"范式的积极意义所在。把这种考证引向"自叙传"说,由此激发"曹贾互证"的研究理念,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是"新红学"范式的消极意义所在;从文字游戏的角度看,它激发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消费主义的娱乐文化,成为这种文化的方法论。通过实证的方法"以贾证曹",通过前八十回和脂批以"还原"八十回后真故事,这是"新红学"不容忽视的本质特征。

“新红学”概念的内涵与使用不确定性的反思

本文通过对顾颉刚“新红学”概念提出的时代背景、顾颉刚之前的红学史、顾颉刚对红学史的了解、顾颉刚“新红学”的概念内涵进行梳理、反思,针对当下学界对“新红学”概念的使用和价值的评估,认为相关概念的使用和评价应该回到特定历史现场下考察,方才客观。

索隐、考证与“新红学”的本质——答王平兄兼论红学史诸问题

主观臆测的索隐与实证性的本事考证之间具有同一性:释义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新红学”精神是科学精神与反科学精神的合一。俞平伯晚年的红学反思是真诚的,但并不深刻。他的反思始终并未发挥真正指向实录观念。

新红学百年回顾与反思学术笔谈

新红学百年取得了不可低估的学术功绩,回顾与反思新红学百年的得与失,有益于红学新百年的学术传承与学科建构。潘知常认为,尽管新红学的功绩不容小觑,然而新红学至今未能真正走出《红楼梦》研究的困局;从“旧红学”“新红学”到“后红学”,一个更加繁荣的《红楼梦》研究的时代必将到来;“后红学”应走向以文本为中心的审美研究的康庄大道,回到王国维,超过王国维;只有王国维,才是继旧红学、新红学之后的《红楼梦》研究的正确道路的开创者。苗怀明认为,“新红学”是个很常用的学术术语,但尴尬的事实是这个术语并未被学界广泛接受。人们在使用“新红学”一词时所表述的内涵不尽相同,甚至存在较大差异,至少有五种理解。概念内涵认识的不统一必然影响红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就学界的基本认知来看,新红学的内涵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狭义的内涵与广义的内涵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到目前为止,还很难为“新红学”这一概念做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界定,不妨以开放的态度看待两种内涵并存的情形,但在撰写著述的时候应加以说明,以免影响研究的准确性。赵建忠则重新审视“新红学”关于《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研究结论的诸多问题,继其提出《红楼梦》“作者”“家族累积说”新命题之后,又提出了《红楼梦》“版本累积说”的新思考;《红楼梦》作者“家族累积说”是为了解释《红楼梦》文本内部的矛盾现象,《红楼梦》成书过程的“版本累积说”则是为了更圆满解释《红楼梦》从残钞脂本到完整程本的演变轨迹。乔福锦认为,谈论新红学百年史,绝对绕不开周汝昌,他发扬光大了新红学事业。周汝昌精神上与胡适较远,与陈寅恪、吴宓等视民族文化为个体生命依托的新人文主义色彩较浓的边缘化学人联系更为紧密。众所周知,周汝昌堪称百年新红学的“独行侠”。实际上,周汝昌晚年所面对的并非个别人,而是特殊年代造就的一批人,是权力化的学术体制,是极端教条化的思维方式。当下学界之主要任务,是在承继新红学未竟事业的同时,增强这门学问与华夏传统学术的联系,进而重新认识与评价被现代性偏见否定的索隐派红学。高淮生则提出了红学新百年三个方面的展望与构想:1、红学史建构、红学文献学建构、红学学科建设是新百年红学的基础工程;2、红学体系和学派的建构和生成是新百年红学的生命力所在;3、红学的有效学术评价机制的建构是红学良性发展的学术保障。不仅红学需要有效的学术评价,当今的中国学术整体性地需要有效的学术评价。

新红学的误区——高鹗续写后四十回

《红楼梦》后四十回不是高鹗续写。高鹗续书的证据似是而非;高鹗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续写二十多万字的后四十回;从程甲本和程乙本的异文中,特别是根据程甲本正确,程乙本改错的事实,可以充分证明高鹗没有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

论“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一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刊行,掀开了“新红学”历史的第一页。继之,俞平伯先生于1923年写成《红楼梦辨》。曾以通信的方法,与俞平伯先生讨论《红楼梦》的顾额刚先生特地为《红楼梦辨》作序,鲜明地提出:“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顾颉刚先生的愿望在红学史的发展中完全实现了。《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问世之后,旧红学的余音虽不绝如缕,但是,从《红楼梦》研究的全面情况看,直到1954年,新红学始终是红学园地上的主要潮流。我们可以把红学生上的1921年到1954年称之为新红学时期。

旧红学与新红学对训诂方法的不同应用

本文举证新、旧红学时期训诂运用的实例,考察新红学考证派相比于旧红学索隐派在训诂应用上的不同。研究得出,合理运用文字训诂阐释文本之意,不因先见而迁就己说以致曲解原文,使得新红学考证派对训诂方法的应用更为科学,因此新红学考证派相对于旧红学在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评新红学派

“新红学”是“红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如何看待“新红学”,不仅是一个对“红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派别的评价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今天的红学研究。这个派别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值得重视。一九五四年对胡适新红学的批判,在“红学”发展的历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这就是批判了实用主义,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新阶段。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批判运动除了存在偏离学术讨论的倾向外,就学术本身来说,也存在缺点,就是对“新红学”采取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否定态度,对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缺乏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对于学术考证,也没有强调要分清科学考证和实用主义考证的界限;还有一些批判文章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

论“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刊行,掀开了“新红学”历史的第一页,直到1954年,新红学始终是红学园地上的主要潮流。我们把红学史上的1921年到1954年称之为新红学时期。在新红学出现以前,旧红学中的索隐派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中占据着压倒优势,使红学陷于停滞状态。新红学以收集的确凿史料,考证的确切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