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看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略,是拉动全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引擎,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无疑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核心和重中之重。以往的研究视角大多围绕北京展开讨论,忽略了对周边中小城市的承载力和吸引力的分析。以新经济地理学为视角,可以结合ABM构建一个基于垄断竞争、集聚与规模经济、交通成本、市场一体化的多区域空间分析框架。通过政策模拟不难发下如下四点:第一,中小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疏解,但存在“门槛效应”,跨过“门槛”才能实现有效疏解;第二,提高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交通连通性,能够进一步提升疏解效果;第三,通过创新提升本地产品的多样化和差异化多样程度,并建立市场的开放制度,通过企业进入与退出的市场竞争机制,实现高质量的疏解与集聚;第四,通过企业和人才补贴,可以短期内提升中小城市的市场规模,促进企业和人口的流动。

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前瞻性评论

旨在揭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局限性,并前瞻性地评论新的研究路径以促进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指出了许多阻碍新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固有的特征和假设。其实,该学科内部也已对这些特征和假设进行了广泛的批评。围绕这些批评,进行了一场有关该领域可能的新的发展方向的大讨论,其中的一些研究方向正逐步得到推进,而有些则在分析和验证方面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前沿评述

从早期的评介与比较到后来的应用与吸收,国内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仍处在追赶与模仿阶段,能理论建模的虽不少,真正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却鲜有耳闻。经历了早期的“火爆”到“因其局限性而感到失望”的阶段后,约从2008年开始,国内外新经济地理学在反思、完善中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依据思想、方法和技巧,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6个方向上:城市与城市体系、异质性、运输成本、标定、与地理学融合,以及公共政策。在这些方向中,城市与城市体系理论、异质性的深化、运输成本内生化、公共政策可以成为未来主攻的方向。

“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回顾与展望

"新"新经济地理学将微观主体异质性融入到新经济地理学之中,为空间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途径,使空间经济学研究从中观(部门)层面深入到了微观(企业和个人)层面,大大增强了空间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同时,"新"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使得将空间异质性、技术外部性、不完全竞争甚至时间纳入到一个统一架构,以及使得建立经济地理、经济增长和产业组织的整合理论成为了可能。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又是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经济地理的微观主体异质性、空间异质性、动态变化性都十分显著,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新”新经济地理学:继承与创新

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合适的技术工具而长期缺失空间维度,D-S模型的出现和新贸易理论的创立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技术基础;新经济地理学只关注宏观异质性而缺乏微观基础,"新"新贸易理论则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基于微观异质性,"新"新经济地理学推动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其理论模型主要基于三大分析框架,即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OTT分析框架和BEKJ分析框架。中国学者应积极借鉴"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视角和方法,并结合中国经济实际,从简单的应用、模仿转向创新、突破,深入研究中国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和优化路径。

“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与对立

最近几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西方经济学家又开始对经济地理学产生兴趣,“新经济地理学”或“地理经济学”应运而生。首先介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和方法,综述西方地理学家对所谓“新经济地理学”的评价,最后概述经济地理学最近的发展以及地理学家对新经济地理学理解。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临空经济形成分析

新经济地理学具有很强的区域分析能力,将其应用于临空经济的形成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从研究对象、区域空间的初始状态、市场结构、区域的贸易自由度角度阐述了用新经济地理学分析临空经济成因的适用性,并应用新经济地理学的FE模型分析临空经济的形成机理,最后得到一些有益的结论及启示。

“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经济学”——兼论西方经济学与地理学融合的新趋向

经济学家廖士 (AugustLsch)十分重视空间和区位的关系 ,他在德国传统的区位理论基础上从事经济与空间配置的研究 ,提出了经济景观学说。廖士曾希望他的研究能够形成一个新的领域———空间经济学 ,并能引起经济学自身的重构。但实际上 ,经济景观学说对经济学并没有多少影响。相反 ,在 19世纪 5 0～ 6 0年代 ,他的名著《区域经济学》却对经济地理学发展和区域科学孕育产生了巨大贡献。最近几年来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西方经济学家又开始对地理学产生兴趣 ,新经济地理学或地理经济学应运而生。主要就其研究内容和发展动向进行综述介绍 ,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经济学与地理学融合的新趋向进行了讨论。

新经济地理学扩展视角下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研究——综述与展望

本文对最近十多年来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理论进展进行综述。结合对新经济地理学标准版本与扩展版本进行的比较研究,探讨以新经济地理学扩展版本为核心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成,并就以新经济地理学为支撑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自由度——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个衡量

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表明，反映运输成本和双边贸易自由化水平的贸易自由度指数（Index of Free-ness）可以利用双边贸易和生产数据获得。本文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生产和双边贸易数据库测算了1987～1997年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自由度指标。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自由度在不同的行业上表现出程度不同的逐年递增趋势。此外，中国对外贸易的自由度尚处于较低的水平，对外贸易的潜力巨大。

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制度转向与区域发展

近年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转型和全球化,资本主义进入了制度重建的新阶段,社会科学日益重视“制度”因素的作用。经济地理学强调制度、文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提出了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文章深入分析西方学者提出的制度转向、制度厚度概念及与区域发展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理论评析,并简要探讨对中国区域发展的启示。

环境规制对经济集聚的影响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在新经济地理学自由企业家模型基础上引入政府税收,将环境规制作为政府税收的一部分,从数理上对环境规制和经济集聚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并利用中国2000~2013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经济集聚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或单一关系,环境规制和经济集聚之间的关系会因产业类别和经济规模而存在差异;另外,环境规制的影响程度也会由于其实施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随着环境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率先增强环境规制将成为经济集聚的一个有利因素,但其效应可能会随着其他地区的“跟随战略”而趋于弱化。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比较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藤田、克鲁格曼、维纳布斯等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市场外部性等理念构建新的经济地理模型,掀起了一场“新经济地理学”革命。新经济地理学在理论基础、研究特点和方法等方面与传统经济地理学表现出明显不同,其理论创新受到经济学界和地理学界的普遍关注。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它提出了同样引人注目的抨击。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进行比较,对一些重大理论假设、研究方法与特点进行简要分析,有助于廓清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异同的正确认识,以期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以及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学术交流。

新经济地理学及其对经济地理学范式的修正

文章从理论、方法和实证等方面详细分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背景,进而对其主要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简要概述。认为,正如经济地理学所言,新经济地理学存在很多方面的不足,如对研究空间的模糊化、强调研究方法的模型化、外部经济的片面化、区位形成的历史偶然性等,但是新经济地理学在很多方面,如对市场结构的强调、对过于经验化描述的摒弃以及报酬递增对不同空间尺度的影响等表现出对经济地理学范式的修正。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劳动力转移机制及其实证分析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NEG)强调劳动力为了节约购买产品的运输成本而倾向于转移至产品生产集中的地区(前向联系,Forward Linkage)。本文主要关注的核心内容便是这种劳动力转移机制。文章在NEG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了1985～1990、1995～2000、2005～2010时段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这种前向联系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我们发现,NEG理论所说的前向联系在我国经济实践中得到证实,并且劳动力的转移还受到预期工资、转移成本、气候、生活质量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发现为补充和完善我国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我国城乡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关系研究——一种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通过构建城乡结构和谐度指数,对我国城乡结构的不和谐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乡结构不和谐的实质是城镇化滞后于就业结构的非农化,就业结构的非农化又滞后于产业结构的非农化。根据新经济地理学原理,贸易成本的下降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我国城乡之间制度性障碍的存在(譬如户籍制度)造成城乡之间贸易成本的高企。这就要求在厘清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短期与长期关系的基础之上,以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为目的,以继续放宽城镇户籍准入条件为手段,不断降低城乡之间的贸易成本,切实破除城镇化的制度约束,以加快城镇化为抓手促进城乡结构的调整。

新经济地理学方法在城市成长管理中的应用

新经济地理学具有很强的区域分析能力,将其应用于城市空间成长的研判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二者的结合点是新经济地理学方法适用于城市空间成长的机理研究和不同政策背景下的情景分析。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基本假设与关注重点进行梳理,阐述了新经济地理学与城市空间成长管理关注重点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提出了新经济地理学应用于城市成长管理的基本设想。

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

本文在新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结合1999—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年鉴数据,运用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的计量方法,研究了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对我国213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8个制造业行业企业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集聚效应对于不同行业企业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大城市拥有更强的集聚效应;劳动密集型行业在中小城市拥有更强的集聚效应。选择效应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些结果说明,推动产业集聚,优化产业布局能提高企业效率;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加快市场化进程,则能发挥城市中市场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进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互动机理探讨——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逐渐成为共识。文章以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市、区)相关面板数据为基础,首先对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然后通过相关理论分析,得出新经济地理因素、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三者之间内在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区位熵指数,建立三者之间的面板联立方程实证模型(SEM),并分别对全国省域和东中西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整体上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新经济地理因素也有利于高技术产业集聚;但分地区而言,东中西部存在一定的差异。

新经济地理学的进展与评价

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地理学应被作为一个核心的分支学科回归到主流经济学中去 ,为此他们创立了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是对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严重挑战 ,它是以报酬递增 ,不完全竞争作为假设前提 ,以数学建模为工具 ,研究区域产业聚集、经济增长和贸易活动的新学科。它的产生对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 ,但严重依赖数学建模、区域过分抽象化、缺乏实证研究是它发展的不足 ,不利于经济地理学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