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重塑古人形象?——以《故事新编》为中心考察当代文坛的创作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故事新编”类小说自鲁迅《故事新编》始,经历了“故事新编”“新故事新编”和“后故事新编”三个时期,发展已百年,但鲜有佳作。其重塑的古人形象虽然数量增长迅猛,但写作主体缺乏精神建构的自觉性,重塑的古人形象大多欠缺可信度和审美性。在这方面,《故事新编》提供了三方面文学经验:其一,追求创新,但不作“观念化”“娱乐化”的简单消解,而是对古人形象进行艺术性重构;其二,以古讽今,重视人性书写,让重塑的古人形象生发出丰富的精神蕴藉;其三,以“尊重史实”与“文学想象”相结合的叙事模式,让重塑的古人形象既有人物成立的逻辑性,又有人物的精神风采,呈现出丰盈的审美性。

教师立场与学术生产——以李何林《〈故事新编〉讲义》为中心的探讨

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三大奠基人中,李何林曾经的革命者身份一直受到关注,被视为其文学教学与研究事业的生命底色。然而,李何林对自家的教师身份也颇为看重,长期在高校任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作品的教学与研究,大多从教师立场出发。这在其存世的《〈故事新编〉讲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教学是李何林从事学术生产的出发点和源动力,也促成其学术书写的基本形态。

从“故事新编”到“追踪蹑迹”——“创意写作中国化”理论取径的可能性

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故事新编”是一门显学。尤其是近十年来,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发展与创意写作学科的结合,为“故事新编”实践提供了更多元的展示和阐释空间。立足于“故事新编”的研究视野,并结合中国小说续书研究的成果,有助于理解不同时期改编、新编、演义等创作行为的发生动机。辨析不同研究框架背后的创作发生论,可以为创意写作小说类别的训练方案提供有效的参考,并以此作为创意写作学科中国化、本土化的理论路径。

《鼓吹新编》与清初遗民文化和文学

《鼓吹新编》是程棅、施禋在清初辑录时人七言律诗的选本。尽管程、施二人未见于各种明遗民录,但他们入清后的隐者身份、多遗民朋友、行为和心态符合遗民特征等足证两人当是明遗民。《鼓吹新编》奉明代为正朔,为明代诸帝(包括南明诸王)避讳,成为清初避明讳的一个样本,丰富了遗民文化的表现形式。入选该书者多明清之际的忠烈遗逸,入选诗歌题材集中于家国兴亡,旧国旧君之哀婉、命运无常之凄愤等情感贯穿全书,较卓尔堪《遗民诗》更具易代特征。

地位与时代特色:新编县志的政法篇章——以广西第一轮和第二轮新编县志为例

广西新编县志的政法篇章如实记录了从事物发端起至21世纪初广西各县(市、区)政法事业的概貌,有的点线结合,既有时间轴的沿革演变,又有特定时期的典型事例,写得较有特色。但部分志书也存在篇目框架设计重视不够、归属不当、重要资料缺失、资料完整性和系统性欠缺、客观性和时代特点不突出等缺憾。文章还分析了政法篇章涉及的章节标题和排序等逻辑性问题。最后指出,客观性和真实性依然是今后县志政法篇章编纂需要高度重视的,要排除某些人为干扰因素。

一部宜置放在案头的书目——《新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评说

在薛清录主编的《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的基础上,李洪涛主编的《新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近期问世。该书旁涉全国379家藏书机构所藏1912年前的中医古籍,搜罗尤为广泛;强调“由文献到目录”,纠正了以往“由卡片到目录”所致诸多差谬,著录益趋准确;提出“学科优先”“首见优先”等原则,分类合理,编排有序;新增刊刻、抄录、印行者索引,有裨于中医书籍流传史,乃至于中医书籍史的研究。《新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对中医书目的编纂多有发挥创造,值得中医文献工作者置放于案头。

道光初期广西思恩府乡村保甲网络的重建——以思恩知府李彦章《思恩府新编保甲事宜》为重点

道光六年(1826年),李彦章在思恩府知府任上改革基层保甲组织,提出针对团练在内的六大弊病并制定出具体整顿计划。秉持精简流程、因地制宜、全面编查原则,他在府属州县采取了诸多措施以促治理,如减少手续以提高行政效率、防止差役需索、户牌上只登记户主详细和人数、充分发挥乡村已有的冬头和粮书的作用、放弃规律的十进制而实行十家牌法、严格保甲长人选、寓团练于保甲、在市镇和移民集中的地方通过圩长及客长编建保甲、将百色厅等地营汛兵一并编入保甲。他将流官州县内苗、瑶等少数民族编入保甲,但是在土司管理的土田州、土阳万州州判、土上林县和九个土巡检地区则借助已有城头和里都登记户口,不将其编入保甲。李彦章整顿保甲的工作成效显著,政府登记在册的村落和户数增加,辖区无刑盗案件发生,反映了官府对思恩乡村基层社会控制的强化。

《文化与人生》文章的“出处”——《贺麟年谱新编》订补之一

一、引子贺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金堂人。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翻译家、教育家,“新心学”的创建者,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贺麟是笔者所喜爱的中国哲人之一,也是笔者多年来一直学习、研究的对象之一。为此,曾经发表过若干篇专论贺麟的论文,也出版过一本研究贺麟文化思想的小书②。

《博物新编》物理学术语在晚清的流传

晚清西学东渐以来,概念的表达与传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术语的翻译与规范,选择合适的中文译名就显得尤为关键。自1807年马礼逊来华,此后百年间在中外人员的努力下,中国科技译名也逐渐统一。1855年出版的《博物新编》是当时西方传入中国的第一本综合性科学著作,其作者合信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下,在最大限度利用旧有词语并赋予新义的前提下,“间作以新名”创译出一系列新物理学名词术语,其中“气压”是合信在《博物新编》中创译,并且随着中国科技名词术语统一的不断筛选流传后世。

解构与重塑:探索戏曲新编历史剧装扮的营造方略

现今凡戏曲新编历史剧,无论什么题材,在装扮营造方面均存在旧有程式与现代创新之间的权衡问题。如何守正创新一直是戏曲新编历史剧装扮发展的核心问题。文章尝试以解构与重塑理论来开拓创作的思维空间,以多元视角探索戏曲装扮在当代的营造方略。戏曲新编历史剧装扮营造以解构为理论支撑,以重塑为观念更新,以整合为实施路径。文章在解构理论的支撑下,通过遵、寻、融的营造理念重塑,取、移、借的实施路径整合,探索当下戏曲新编历史剧装扮守正创新的营造方略。

鲁迅的历史观念与《故事新编》的诗学意蕴

《故事新编》是鲁迅历史诗学的集大成者。受启蒙史观的影响,《故事新编》对明君、圣贤、庸众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也对被涂抹的“历史”人事进行了本质还原。受“人民史观”的影响,他在《理水》《非攻》中赋予了大禹、墨子等形象“人民性”的亮色。同时,鲁迅从启蒙史观对历史进行整体质性批判的同时,也开启了文化史观的视点。这一视点在《故事新编》中表现为对历史的文化结构性认知和进程性把握。“野史”意识,是鲁迅认识历史的原初意识,它是鲁迅启蒙史观、文化史观和人民史观的基础,也是其艺术表现上突破既定疆域和规则的原生动力“。野史”意识让《故事新编》中出现了“油滑”,也让其具有了新历史主义的色彩。

陆燕生《故事新编》插画的发展历程与美学演进——以《奔月》插画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的陆燕生,将他对鲁迅作品的感受和理解融入了跨越26年的心血之作——《故事新编》插画中。其《故事新编》插画的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单幅插画阶段,通过内容并置和形式匹配的方式,创造性地完成了《奔月》的图像转译;二是1980年代中后期的连续插画阶段,通过单一性构图方式对《起死》《出关》《奔月》等文章进行场景分解,为下一阶段插画创作作了图式准备;三是21世纪初的整体插画阶段,采取“一节一图”策略和情节堆叠方式,将鲁迅作品插画创作推向新高度。从陆燕生三个阶段插画创作可以看出美术家主体的发展衍化,包括自我延续、自我修正、自我调整和自我回归。

“包括在外”的多维展开——《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定位和渊源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面世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和研究带来新意,但其文学史价值则因自身后现代“百科全书”式的样貌而受到怀疑;惟此,读者可以援用“包括在外”这一微妙的辩证观念切入此书并逐层推演,观照其体例选择上对海外“重写文学史”风潮的呼应和权衡,内容剪裁上与大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对话和互补,以及叙述方法上对中国文史传统的接续,以真正理解王德威这一编撰实验的意义;而后可知,其“新编”之所在并非离经叛道、徒具热闹而已,其中实有深切考量。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版本修订与比较

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目前共有英文、繁体中文、简体中文三个版本。《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具有哈佛系列“新编文学史”的特色:宏观文明视野与微观文学现场的碰撞。这部文学史的版本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次修订上,其一是从英文版到繁体中文版,修订主要体现在篇章标题的修改、序章篇幅的增长和篇目数量的增加上;其二是从繁体中文版到简体中文版,修订主要体现在文章篇目的增删上。版本变化将不同文化语境产生的差异具象化,让这部文学史蓦然成为展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发展动态的可读文本。王德威在编纂过程中有意呈现海外汉学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差异性的目标,在版本变化中不期而然地达成。

从“故事新编”到现实批判——论现代作家杨荫深的创作

为剖析杨荫深的创作特色,合理评价其创作成就及文学史意义,通过经典重述、对比分析、文本细读等方法,对其文学作品进行了全面梳理。研究结果表明:杨荫深的两大类创作各具特色,其一以来自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为主要题材,形成了“故事新编”系列,是新文学与口传文学、旧文学良性互动的结晶;另一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有着自觉的批判精神。杨荫深风格多样的文学创作为新文学的发展作了有益的探索。

现代化追求的艺术呈现:王安祈新编京剧创作分析

王安祈的戏曲编剧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她的新编京剧曾在戏曲界产生较大反响,引起祖国内地同行的广泛关注。王氏京剧剧本创作成熟、理念清晰,她以文学性、现代化为原则,在传统戏曲逐渐没落之际努力寻求转型,带领“国光剧团”开辟了台湾地区京剧新美学的风貌,不仅为台湾地区京剧的延续与革新创造了一番新景观,更为推动中国内地、台湾地区的现代京剧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她的新编京剧影响跨越海峡两岸,为当代戏曲的文化交融描绘出一条别开生面的道路。文章从新叙事手法、新思维模式、新制作三个方面阐述王安祈如何让京剧与当代文化思潮、当下的价值观念相呼应,从而建立起台湾地区京剧特色。

宿连之争的“故事新编”

在江苏,宿迁和连云港称得上是一对“欢喜冤家”。两市同处苏北,地理位置紧邻,面积与人口相当,经济发展水平也十分接近,长期以来都是竞争对标的关系。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竞争也推动了两地快速发展,并带动苏北的崛起。

从新编戏谈当代戏曲导演的程式运用和语汇表达

戏曲导演制诞生于现当代,它的出现使戏曲剧目创作由演员中心制向导演中心制转变。前者在剧目创排过程中更注重演员技法的呈现,而导演中心制强调剧目的整体性表达。同时,戏曲导演制赋予了戏曲程式更多语汇表达,让戏曲剧目更具有舞台演出艺术的完整性。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由戏曲导演主导的新编戏如雨后春笋,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以新编戏为切入点,浅析其中所运用的程式技法及导演语汇,有利于总结当代戏曲导演创作新编戏的规律。

油滑:《故事新编》中的润滑剂

以往学者对鲁迅所说的“油滑”含义没有细致辨析,误把其当作日常用语中油腔滑调的意思,其实鲁迅的“油滑”是有特定所指的,是针对某系列人物言行风格的总称。鲁迅反感油腔滑调人物和不严肃的创作态度,但是在厦门大学的生活感受,激发了他的灵感,他把“油滑”当作文学润滑剂插入历史故事中,让历史人物与“油滑”人物相遇,创造了新的文体,也创建了自己的“油滑”哲学,激活了呆板的历史故事和人物形象。

日本人编北京话会话教科书《燕语新编》话语分析

《燕语新编》为日本明治末期(1906年)由日本人编写的北京话会话书。本文主要从会话和语用两个方面对《燕语新编》进行话语分析,考察晚清时期北京话使用的实态和日本人编撰汉语会话书的科学性。主要运用萨克斯(Sacks)的会话分析理论、格赖斯(Grice)的合作原则和利奇(Leech)的礼貌原则来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该会话书内容丰富,编撰内容符合汉语会话特征,具有一定科学性。本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当时日本人学习汉语的具体情况,还可为我国对外汉语教科书的编写提供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