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日常微物“精神光芒”的新美学原则——刘玉栋小说论

新世纪以来,70后作家所表现出的特殊性、异质性日渐清晰,逐渐成为中国文坛异军突起的审美新力量,刘玉栋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刘玉栋在关注日常生活的细微的同时,已经从中脱颖而出。在城市题材小说中,刘玉栋表现的是城市人"生如浮萍,无所依傍"的无根生存状态;在农村题材小说中,他直击人内心的是庄稼人"劳我以生,息我以死"的温情与苦痛;当农民脱离土地,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城市时却发现自己"发旺如花,年日如草"。刘玉栋力图表现出片段化生活背后人性的美及其背后潜藏的生命光芒,构成一种别致的、温情的乡愁。他笔下点点滴滴的日常斑痕,最终汇聚成一片耀眼夺目的光斑,让日常生活中的"微物"散发出宏阔的、神性的光芒来。

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的当代学理与方法论

孙绍振的文艺美学思想与康德的批判美学、黑格尔的美学理念、正反合三位一体模式,有可比性的对应关系。孙氏新美学原则的当代性反思判断,主要对“美是生活”论、“生活决定”论与“政治一元”论等三大传统观念提出挑战、质疑与反拨;其学理则进一步对机械反映论、二元对立论与非审美论等三大形而上悖论作出批判与超越;然后又以二律背反、正反合三位一体模式与波普尔的证伪与证实相结合方式等方法论模式,建构起自己的美学系统。

“新的美学原则”的当代学理性

孙绍振新美学原则的当代性反思判断,其契机主要指涉“美是生活”论、“生活决定”论与“政治一元”论等三大传统观念提出挑战、质疑与反拨;其学理则进一步指涉机械反映论、二元对立论与非审美论等三大形而上悖论作出批判与超越。

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的创立、坚守与发展

诗歌是孙绍振文学创作与评论最早涉足也是最早取得突破的领域。《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的发表,标志着孙绍振创立了诗歌"新的美学原则"。它的创立、坚守与发展,彰显了孙绍振诗歌理论的精髓。

“新的美学原则”质疑——与孙绍振同志商榷

孙绍振同志的文章《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载1981年《诗刊》3月号,以下简称《崛起》),以向“传统和权威” “挑战甚至亵渎的勇气”,提出了他的“新的美学原则”。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无疑是可嘉的。文中有关艺术个性的某些论述,也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孙绍振同志总的论点,笔者却不能苟同。《崛起》是以对一批年青的朦胧诗人的美学思想作理论概括的面目出现的,然而这种理论概括是否符合这些年青诗人的思想和创作实际,大可怀疑。这一点,姑且不论。单就被孙绍振同志称之为“新的美学原则”本身,便需要认真商榷。稍微了解美学史的人,对于这种名之曰“新的美学原则”都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如果再仔细考察一番,就不难发现它来自何处,错在哪里,也会觉察出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基本原理,有着怎样的根本分歧。本文打算就上述问题,发表一点肤浅之见,就教于孙绍振同志及文艺理论界的同志们。

评“新的美学原则”

一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文坛出现了一股文艺思潮,认为文艺是个人主观精神的表现,强调表现精神活动中的潜意识,下意识;否定文艺与生活的联系,文艺为人民服务和艺术家对人民的职责以及文艺思想内容的意义及其对形式的作用,主张“纯形式”等等。其核心即“自我表现。”这就是所谓“新的美学原则”。这种“新的美学原则”,实际上是西方现代资产阶级的文艺观在中国的变种。西方现代派文艺观,包括野兽派、表现派、立体派、抽象派以及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等,都主张艺术脱离现实生活转向主观。

朦胧诗的美学原则

七十年代末,在社会转折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由意识形态写作开始转向艺术性写作,文学从为政治服务的公然的规定下解放出来而恢复其审美功能.在这一文学向自身回归的历史性转轨中,朦胧诗充当了艺术变革的前锋,而作为它的理论后盾的新潮诗歌批评则及时地对巨变作出了解释并加速了一时代文学观念的更新,从而推动了新时期的文学复兴运动.“朦胧诗”最初是一种带有贬义的称谓,它是创新的诗歌现象在因长期的非文学运动而导致艺术思维退化的诗歌欣赏主体那里引起的痛苦反应.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按报纸的宣传去思维,去看问题,去自我感觉,至于生活的本来面目,只要跟报纸上的抽象概念不相符合,那么这种生活就是不可信、不能理解,是值得怀疑,是不应该作为讨论问题的根据的.因此,一旦文学、诗歌不再按照报纸社论的调子去演绎,而是服从心灵对于外部世界的真切感应,那么这样的诗歌就是怪异的了,是令人忧惧的,是难以理解的,也就是说,是读不懂的了.浩劫过后,从地下流传到公开传播的巡礼了文化大革命中“迷惘的一代”的觉醒的心灵,以先驱者的声音在刚刚解冻的诗苑初露锋芒的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作,就这样引起了那些习惯于从诗歌中寻找跟报刊社论的提法相一致的思想观点的读者的不习惯和困惑.1980?

是什么美学原则在“崛起”

粉碎“四人帮”的极左文艺路线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革命诗人精神振奋,深入生活,激情满怀,引亢高歌.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再度使诗歌绽放出春花.但是,诗歌的状况远不是令人满意的.特别是所谓“朦胧诗”的第三次“崛起”(第一次是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第二次是在抗战初期),大小刊物上不绝此声.当这些作品似乎形成一个流派的时候,理论文章也热闹起来.如《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崛起的诗群》等连篇累牍的出现.这些文章(以下简称“崛起论”)的观点一次比一次鲜明,体系越来越完备.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派诗论的代表作.它有理有据,洋洋洒洒,大谈其所谓“新的美学原则”.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请看徐文中下面这样两段话:“这种(指现代派诗——引者)以反古典艺术传统出现的新艺术,注重主观性、内向性,即注重人的自我心理意识,追求形式上的流动美与抽象美,他们反对传统概念中的理性与逻辑,主张艺术上的自由化想象,主张表现与挖崛艺术家的直觉与潜意识.”(重点号为引者所加)“诗人把自己的生命信息输送到无理智、无思维的外界之中,(将)心中翻滚的色彩喷出来染遍对应景物.读者隐掉景物的实体。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产生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美学基础上,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等经典作家发展和丰富了其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经过实践检验。

“朦胧诗”后的两大诗歌写作倾向评析

“朦胧诗”是“传统诗学精神的复苏”而非“新美学原则的崛起”。“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是超越“朦胧诗”的不同途径并真正萌生了“新的审美原则”。这两种写作倾向不仅在理论上显出了创新意义,也为具体的诗歌写作开辟了新的领域和可能。遗憾的是,“知识分子写作”在作“形而上”的攀升中,诗意关注和价值立场越来越空疏,语言越来越神秘化;在“关注当下”时,“民间写作”反而被“当下”淹没进而消弭了精神向度和价值立场,语言也越来越嬉戏化。辨析两种写作倾向所昭示的新路和陷阱,有助于把握未来诗歌写作的路途。

评孙绍振及其文艺观

率真为人的著名文艺理论家、诗评家、诗人孙绍振的文艺观有个发展的过程,前期《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曾引起评坛的论争,此文虽非无懈可击,实则基于对左倾文艺思潮的反思,赓续了"五四"时代浪漫主义诗论与人文主义的传统,敏锐地反映了朦胧诗派的思潮性脉动与文学史意义,也一定程度表达了他对相关美学原则的认同。其后,他的文艺观走向更加成熟和全面,并在《文学创作论》《论变异》《美的结构》《文学文本解读学》等重要著作中,基于文体结构分析和文本解读,使文学理论与文学历史实践紧密结合,提出系列理论创见和新的范畴,包括"假定"、"变异"、"真、善、美错位统一"说和"规范形式"说等,他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自己的研究,为文学创作阐释和接受美学做出某些方面的丰富和发展。孙绍振在中西、古今对话中批判地继承和借鉴,并结合创作实践和文本解读,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的治学精神值得肯定,孙绍振文艺观虽受过康德、黑格尔美学的影响,但更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他的文艺观和理论成果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思想解放的产物,也是反思历史正反经验的产物,受到广大读者的重视并非偶然。

“漂亮”与“漂亮主义”

"漂亮"与"漂亮主义"有着渊源,但"漂亮"不等于"漂亮主义"。"漂亮"将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图像和影像形式作为自己的意象形态构成的元素,而"漂亮主义"则是对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图像和影像形式的膜拜;"漂亮"作为消费社会下的美的变形,体现了人的全部自由自在的整体感觉,它在人的整体性感觉的基础上,突出人的视觉性。"漂亮"当然不会拒绝视觉性,但不仅仅限于视觉。它是通过视觉而达到的对"漂亮"的丰富形态的整体感知,"漂亮主义"是漂浮在空中,是离当下生活较远的,而"漂亮"是日常的,与消费社会下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崛起的声浪面前——对一种文艺思潮的剖析

这篇文章,是郑伯农同志在重庆诗歌座谈会的书面发言。我们觉得文章写得很好,对我们了解当前诗歌创作和理论方面的情况是大有益处的;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如何扫除前进中的迷雾,清醒地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也是大有裨益的。但据与会的柯岩同志说,该文将由《当代文艺思潮》发表,故我们只能摘要刊载,使读者先睹为快！并愿借此引起评论工作者的注意,重视当前文艺创作及评论的研究,踊跃写稿,本刊愿提供篇幅深入进行讨论。

智者的理论——孙绍振的思想风度

为自成理论体系的(这在当代只有少数人做到了)文艺美学家、幽默理论家孙绍振教授写评论,一直使我感到为难,以致我几个月来都无法下笔。为难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与孙绍振之间有深厚的师生情谊而碍于说话(事实上,我批评他越凶,他的笑声越高)。也不是因为我没有将他的著作全部读完;而是因为在孙绍振那娴熟的辩证法和杰出的逻辑修养面前,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经得起他的检验,我为此而感到恐惧。在所有的中年理论家当中,我以为,孙绍振是最有理论建树的一位。他在向传统、向权威挑战的勇气上,在思维的广阔、敏捷和深度上,在强大的艺术感受力和理论体系的自足上,在抽象思辨的能力和对不同文本经验的积累和比较上。

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奇观——论朦胧诗潮

暗夜刚刚逝去,曙光来临.于昨天与今天之交,在中国的地平线上崛起了一种崭新的诗歌现象.它的出现立刻震动了整个诗坛,引起了一片沸沸扬扬的纷争和扰攘.人们的心情是复杂的:欣喜、赞赏、惊疑、责难、非议……诗坛失去了平静.面对这股激流人们进行紧张的思索和评判,各种观点很快分野成支持和反对两极,彼此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论战.虽然由于某种原因,论争的双方几经周折,潮涨潮落,没有能正常地深入下去,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影响这种诗歌的蓬勃兴起.它以合理的历史必然性和坚韧的生命力显示出了独特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漠视、不能否认的历史存在.

朦胧诗的争鸣与价值重估

朦胧诗的出现引发过一场规模与影响空前的论争。以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等为代表的崛起派，认为它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是标志着当代诗全面更新的起点，它使新诗艺术迈出了崛起的一步；丁力、程代熙、郑伯农等为代表的否定派，认为它是畸形的怪胎，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逆流，它将自生自灭。这场论争使朦胧诗概念以及一些模糊的理论命题日渐明确清晰，扩大了朦胧诗的知名度；但论战双方有时不够冷静。朦胧诗不无曲高和寡倾向，但它冲击了传统审美习惯，结束了当代诗艺的停滞不前，并为当代诗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启迪。它完成了时代内在历史的拼贴，在促进诗本质回归的同时，实现了对现代诗派、九叶诗派的超越；它重构了以人的情思为核心的诗美理想规范，形成了如烟似梦的朦胧风格；它以文学个人化的奇观，为当代诗坛输送了多种艺术模型。

浪漫与幽默

孙绍振教授大咧咧地吩咐我,可以为他的散文写些文字;我也就大咧咧地应承了下来。众多我所景仰的前辈当中,我与孙绍振教授之间存有一种难得的随意和亲切。 我前面所说的“景仰”并非客套之辞。如同许多人一样,我也是通过那篇惊世骇俗的论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结识孙教授的。时至如今,我不想说这篇论文完美无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时我曾经深为震撼。这篇论文言语雄辩,才气逼人。

关于中国诗歌的发展问题

自从新诗出世以来,一直争论不休并且毫无结果的老问题,最近又喧腾起来了。《诗刊》发表了孙绍振同志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当代文艺思潮》发表了徐敬亚同志“崛起的诗群”。上海《社会科学》发表了丁芒同志“建立新诗体刍议”。《解放日报》发表了陈言同志“中国新诗向何处去”等文章。恕我孤陋寡闻,其它有关的高论还未能拜读。就从以上文章看。

文学是社会生活和人民生活的表现——驳文学是“自我表现”

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文学是社会生活艺术形象的表现.可是有人提出与此相反的错误主张,说创作最高的目的是“自我表现”,“要顽强的表现一个赤条条的我”,表现“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悲欢,个人的心灵世界”,除此之外,“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场景”.从而得出创作“成功的诀窍是忠于自己的感情”的结论。

浅论诗歌中的“自我”

著名作家郁达夫先生说过:“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的自叙传。”这句话曾经遭到一些人的误解甚至非难。其实,只要我们对“自叙传”一词的理解不那么狭隘和拘泥,就会发现,它倒是颇有一点道理。 文艺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反映,不过这种反映,并不像镜子或照像那样,只是被动地、机械地记录客观事物,它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反映。这是因为,一切文艺作品,都是文艺家创作出来的,文艺家在对社会生活现象进行认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