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老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半对数模型回归结果,运用夏普利值分解方法对新老两代农民工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了对比分析。实证结果发现:两代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存在很大差异。第一,老一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收入及收入差距都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主要受人力资本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很小;第二,人力资本对新老两代农民工作用方式不同,体现在老一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更高,而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多。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缓解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多维贫困?

基于2014—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从代际视角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就业机会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多维贫困均有明显的减缓作用,且对老一代农民工的作用更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的缓解作用加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机会缓解其多维贫困。

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提高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来自CMDS的经验证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从数字经济视角探寻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尤为必要。本文基于CMDS微观数据和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且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高物质资本、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更强;在相同资源禀赋下,数字经济为新一代农民工带来的就业效应更大。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本文的研究不仅证实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而且为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物质资本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