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考证方法发凡——交互于思想史与语文学之间的几个例证

思想史的考证方法需要资取传统学术的资源,更应该推陈出新,自觉确立适宜于自身要求和特点的考证方法。其方法论旨趣在于:切入哲学思想语境以及制度语境之中,深入开掘思想观念的来龙去脉;分析哲学语词与概念之间的思想逻辑等方面。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诉诸“德音”“神明”和“卮言”三个范例予以深入阐释和论证。

实证主义与新考证派史学方法研究

西方实证主义吏学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特别是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相结合,形成了“五四”以后资产阶级史学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新考证派史学。

开出一派“新考证学”——梁启超“新史学”对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影响

今人在考察梁启超“新史学”与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时,多将梁启超重通史以求致用的思想与新历史考证学派偏专题史以求真的理念加以比较,强调二者之“异”,隐蔽了梁启超“新史学”中“求真”的一面以及新历史考证学派“致用”的倾向和对“通史”的追求,以错位的参照系人为制造了学术发展脉络中的“断裂”与假象。梁启超不仅对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新历史考证学派个人治学产生了多维影响,而且开启了此派拓展历史研究领域、扩大史料搜集范围、注重多学科方法治史的面相,体现了学术的渐次推进与内在理路。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整体历程来看,无论是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还是民国时期兴起的新历史考证学,二者走在同一条大路上,均以西方新学理为利器,并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提取“科学”资源,借此推动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

论梁启超与“新考证学”思想

梁启超在近代史学界占据很高的地位,其史学研究内容也包罗万象。梁氏在继承乾嘉考据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扬弃,并吸收西方实证主义的思潮加以学习,将两者融合开创了梁氏的"新考证学":内容上,在史学目的方面求真资鉴,在史料方面正误辨伪,在史籍方面去粕留精;形式上,"新考证学"的"新"在于中西学的融合、传统的继承发展、敢于怀疑的精神。梳理与理解梁启超的"新考证学"对当今的史学研究有其特殊意义。

20世纪前半期的新历史考证学及其历史地位

新历史考证学是 2 0世纪历史学学科化建设的重要环节 ,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获得历史认识的基础 ,尤其对研究上古史是一种切实有效的方法 ,但是它并不是历史认识的全部 ,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从历史考证上升到对历史的解释。文章对新历史考证学的不同特色、基本主张及其学术成就、历史地位进行了系统论述。

五四前后新历史考证学兴起原因初探

五四时期新历史考证学兴起并发展起来。新历史考证学继承了清代考证学的优良传统。在史学摆脱了经学思想和义例的束缚后 ,旨在沟通中西的“科学方法”的提倡 ,辅以“求真”的观念和新史料的支持 ,新历史考证学成为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主流。

秦过岭“新道”考证

从自然地理环境、劳动力、工程规模、传统民间通道、古村落迹等方面考察,《富川瑶族自治县志》有关秦"新道"内容的记载存在偏差与失误。历史上水陆兼程、由中原进入岭南的潇贺古道之秦"新道"陆路段,应该是从江永县桃川镇的古谢沐县经谢沐关进入富川朝东、城北,然后走富江水运。

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学术关联——以新中国成立后张政烺的史学研究为中心

作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代表,张政烺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将唯物史观的指导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等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深层次探索。在其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透视出实事求是的治史风格。张政烺于新中国成立后在研究内容上的转变,折射出新历史考证学派在研究路径上由纯粹的探究史料考证,转为史观指导与史料考证两者并重。这一研究路径的转变,不仅提升了新历史考证学者的理论素养,完善了他们的治史理论与方法,而且赋予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时代内涵。

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密切关联——以岑仲勉晚年的史学成就为中心

新历史考证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后普遍接受了唯物史观指导,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旨趣与治史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值得重视的新现象,因此有必要对两者的互动作出深层次探讨。作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成员之一,岑仲勉晚年学习了唯物史观,自觉将史观指导与历史研究、推动社会发展等项相结合,在隋唐史、黄河变迁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等问题上作出了新探索,取得了重要成就。以岑仲勉晚年史学成就为主轴,对此作总结与分析,可以获得一些哲理上的有益启示。

五四时期新历史考证学的实绩和特点

新历史考证学在五四时期开始兴起。在新史料与新方法的支持下,古史考证率先取得了重要成果。新历史考证学在民族史、宗教史、历史地理学、科学史等研究领域均有明显进展。新历史考证学表现出了诸多新特点,其实绩为20世纪新史学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应当被视为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垣与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现代转型——运用王国维创立的“新历史考证学”方法研究中国佛教史

"新历史考证学"方法的创立,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分析陈垣对山西云冈石窟寺的研究、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关于《四十二章经》译撰时代的讨论、清初宫廷与禅宗史的研究,是运用"新历史考证学"方法研究佛教史的典范,从而确立他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地位。

钱大昭《说文徐氏新补新附考证》研究

《说文解字》作为我国第一部字书 ,内容博大精深 ,历代对它的研究层出不穷 ,著述如林。北宋徐铉在校定《说文》的过程中 ,补录了 4 0 2个新附字。新附字属于说文学研究范畴 ,它反映出汉字不断孳乳的过程 ,也反映出《说文》所收经典用字和汉时俗要用字间的矛盾 ,对我们研究《说文》及汉字的发展具有一定意义。对新附字的研究始于清代 ,有学者对其进行了考证 ,并成集刊行。钱大昭是其中的一家 ,也是最早的一家。其专著《说文徐氏新补新附考证》由于当时未能刊行 ,因而没有流传开来 ,后人对它的研究鲜见于世。本文力图对钱氏《说文徐氏新补新附考证》一书进行解读 ,归纳其说解内容、说解体例 ,评价其优劣得失 ,以期对其有一个较为全面而客观的了解 ,同时对新附字进行一次初步的探索。

钱大昭《说文徐氏新补新附考证》研究

《说文解字》作为我国第一部字书,内容博大精深,历代对它的研究层出不穷,著述如林。北宋徐铉在校定《说文》的过程中,补录了402个新附字。新附字属于说文学研究范畴,它反映出汉字不断孳乳的过程,也反映出《说文》所收经典用字和汉时俗要用字间的矛盾,对我们研究《说文》及汉字的发展具有一定意义。对新附字的研究始于清代,有学者对其进行了考证,并成集刊行。钱大昭是其中的一家,也是最早的一家。其专著《说文徐氏新补新附考证》由于当时未能刊行,因而没有流传开来,后人对它的研究鲜见于世。本文力图对钱氏一书进行解读,归纳其说解内容、说解体例,评价其优劣得失,以期对《说文徐氏新补新附考证》有一个较为全面而客观的了解,同时对新附字进行一次初步的探索。

转变期景德镇陶瓷绘画新考

讨论转变期陶瓷绘画的形成原因,其所涉内容不仅单纯地从图像学角度来展开,还应从当时族群社会、文化、工艺等方面宏观地探讨晚明诗意画在陶瓷上的表现。陶瓷绘画与陶瓷装饰是两组不同的概念,陶瓷装饰是伴随陶瓷发展而共生的装饰手法,它又可以细分出很多门类。而陶瓷绘画虽在宋元有所发展,但直至17世纪才臻于成熟,并在后世与其他装饰手法协作共同丰富了陶瓷装饰语言。17世纪是中国版画艺术的鼎盛时期,这些书籍的插图为景德镇陶瓷绘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中多有反映了晚明诗意画的风格特点,瓷绘艺人将版画与瓷器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审美形式。在转变期的陶瓷绘画作品当中,随着工艺技术等方面的改进,在康熙时期达到了高峰,尤其是在表现诗意性的山水人物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后世的陶瓷绘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学术视野中的“考据之学”——从梁启超晚年的治学转向与学术关怀说起

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以后关注、提倡并实践"整理国故",不仅有其渊源已久的学术思考,更潜藏着他对新旧不同学术研究方法问题的高度自觉。他在反思乾嘉考据学基础上提出的"新考证学",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对话

20世纪中国史学名家辈出,成就巨大,今天对其发展道路认真地反思、总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应当树立动态发展的眼光,从宏观上做出"新史学流派"的新概括,研究它如何由"思潮"发展到"流派",研究这一群体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这一群体学者的共性和各自的学术个性;并进而形成20世纪史学"三大干流"(新史学流派、新历史考证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平行发展和相互影响的总体研究思路,取代以往"两大干流"的认识。其次,应进一步探究新历史考证学如何继承了乾嘉考证学的优良传统,同时又因获得进化史观等新的理论指导而成为一门近代学术;至1949年以后,又因为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而推进到新的境界。再次,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如实地总结它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深刻反思其经历过的曲折;要开掘出"传统思想的精华如何通向唯物史观"一类的新课题;对于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应抓住"两种对立的学风"这一关键做观察、分析,既认真总结教条主义一度盛行的深刻教训,又恰如其分地总结正直学者发扬优良学风而取得的巨大成绩,以此坚定我们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用以指导史学研究的信心。

新历史考证学的学术路向及其宝贵启示

新历史考证学在20世纪初独特而优厚的学术文化条件下兴起,取得了卓著成就,于整个20世纪影响至巨。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傅斯年为代表,其治史基本特征是实证考察与贯通研究相结合,既注重严密考证,又重视治史观念的更新和指导,因而其成就远高于乾嘉朴学。至1949年以后,一批原先熟悉考证的学者自觉接受了唯物史观指导,遂使新历史考证学达到新的境界,可以蒙文通、谭其骧等为代表。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学术路向证明历史观的进步对于史学的创新和发展有根本性意义。同时,此项研究对于正确评价新中国历史学发展道路也具有重要价值。

“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问题的再反思

红学始终处于现代中国学术转折的中心。余英时的"红学革命"对"斗争派"的否定,对索隐派今文经学传统的悬置,以及对自传说考证观念的批判,透露了其红学理论内在的矛盾。"内证"说标举的"作者意图"的批评思路又重新回到了"本意还原"的传统文论范式之内。"红学新典范"的新历史考证学的学术本质,显现出红学发展背后深远的汉学传统,造成红学与文学批评本质的一再错位。本文试图通过"红学革命"的汉学实质的澄清,描绘出红学与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思想谱系。

关注重大理论问题 探索史学演进脉络——陈其泰先生与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

陈其泰先生打破以往纠缠于思想源头或师生门派而"剪不断理还乱"的划分方式,立足中国史学场域,抓住史学特征这一核心,对20世纪中国史学格局予以重新厘定,首次明确提出"三大干流"的观点,并以深厚的理论功底系统考察了三者关系,尤其是发现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新史学、新历史考证学的巨大影响。针对学界在"建国后十七年史学"评价问题上出现的矫枉过正现象,陈先生又率先提出"十七年史学虽然经历过严重曲折,但从全局看,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的理论主张,呼吁人们认清实事求是和教条主义两大对立的学风,要继承"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这一思想遗产,而非一味盲目批判。此外,陈先生注重挖掘史学转型中的传统因子,如探寻乾嘉考史与新历史考证学之间的内在演进逻辑,揭示唯物史观在中国迅速传播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发现传统历史编纂学在近代的生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