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新诗传统的努力:《新九叶集》初论

2019年《新九叶集》出版标志着“北外诗群”的亮相。这群诗人以接续“九叶诗人”和“作者兼译者”的新诗传统为目标,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朦胧诗”“第三代诗歌”潮流同声相应。其创作感受敏锐、诗思冷静,善于抒写日常生活的平凡性及发掘点滴颖悟;对于中外语言文化“交叉地带”的描述,自信从容的气度折射出时代的进步,也是这一诗群化解近代“悲情史观”的极大特色。他们致力于外国当代诗歌、超越英法俄的多语种译介,拓宽了中国诗歌发展的眼界,业已融入中国新诗传统。《新九叶集》及“新九叶”诗人的出现,重新提出了学校教育与诗歌教育的严肃话题,值得引起关注与讨论。

文学共同体:《中国现代诗选》的新诗传统预设

《中国现代诗选》作为首部白话新诗英译本,是哈罗德·阿克顿与陈世骧基于中西文化共同体意识,向英语世界传播以新诗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智慧结晶。译者以古今中西文学互为共同体的理论高度,自觉打破文化壁垒,通过对20世纪早期新诗进行甄选与翻译,尝试以对当时国内尚未定型、仍在争论的新诗传统,进行以译介为目的之预设。首先,译者对中西合璧的新诗意象进行译评,具体从古代中国意象、现代中国意象、外来文化意象三个维度展开。其次,译者以仿古创新为标准,概述新诗通过扬弃古典诗歌传统,在气韵与章法上的探索与发展。在新文学运动炽盛之际,新诗译者基于文学共同体意识,对新诗传统在中西与古今文学间的碰撞与交融、扬弃与博采进行了考辨。《诗选》完成了新诗传统在译介层面的回溯与再诠,推广了以古典、唯美、传统、雅韵为标准的中国新诗。

中国新诗传统与朦胧诗的起源

揭示"朦胧诗生成"与中国新诗传统"同中有异"的承续关系,是解读"朦胧诗发生"问题的重要诗学理路之一。朦胧诗人历经"革命式求索——命运式感伤——自我分裂式质疑、嘲弄、反叛或者逃逸——人道主义批判"四个生命体验流程,呈现出朦胧诗人对于中国新诗资源的选择:以何其芳诗集《预言》为代表的中国象征主义诗歌酝酿了朦胧诗风格的生发;何其芳、艾青及"九叶派"诗人等的"新诗戏剧化"手法诱发了朦胧诗结构的生变;"九叶派"诗歌的生命本位意识、"七月派"诗歌的历史使命感成为朦胧诗成型期的重要精神资源。朦胧诗人在诗艺综合的基础上,发展了诗歌"场景象征化"与新诗戏剧化的"对抗模式"。

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传统

针对抗战时期人们对抗战诗歌和五四新诗传统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以及抗战诗歌呈现出来的与五四新诗之间的差异,很多学者认为抗战诗歌是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的背离。其实,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之间并非背离的关系,在形式、内容和品格等方面,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之间都具有明显的承续性。

新诗传统:一个有待讲述的故事

新诗的传统是一种文学传统自我生成的新的类型,汉语在近代所发生的变革,是新诗的传统生成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从现代审美的角度来看,新诗的传统有三个特点:它具有一种结构上的空白;它是不断变化的,更多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来自我表现;它具有多重性。

新诗传统:作为一种话语储备

"传统"体现了一种可延续性,一种能够朝向未来的生命活力。在此理论基点上讨论新诗传统,其实是确认新诗作为一种文学书写的独特性,就这一点而言,新诗传统其实是一种话语储备。从语言和语境两个方面,可以进一步讨论新诗的语式、表达、美感生成及技法等。

对古代与西方诗学文化的双重超越——百年新诗传统之我见

百年中国新诗致力于形式革新与思想革命,在精神层面追求自由精神,在艺术层面追求现代品质,在古代诗学传统和西方诗学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中实现了双重超越,产生了新的诗学文化,形成了新的自身传统。

失踪了的中国新诗传统

20世纪末以来,汉语诗歌陷入了困境与危机,这也是中国文学进入全球化语境后自身弱点的充分显露。辑录这组"21世纪汉语新诗发展走向"笔谈文章的意图即是:检索新诗历史的缺失,在寻根探源中发掘汉语诗美的质素,确立新诗标准,为21世纪汉语诗歌理论建构提供新的参照。姜耕玉的《新诗"革命性"对自身的遮蔽》回眸百年新诗历程,意在反思"革命"观念对新诗自身的遮蔽,从而挖掘汉语诗性智慧;王珂的《新诗应该重视艺术性和制作性》则聚焦于汉语诗歌的语言意识,在标准失范的当下语境中强调新诗标准的构建策略;赵思运的《失踪了的新诗传统》考察了国学背景下东南大学新诗先驱的诗学足迹,以期为21世纪汉语诗歌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在阳光与阴影之间——中国现代政治抒情诗与新诗传统

在新诗传统的河流里始终起伏着“阳光派”与“阴影派”两脉。中国现代政治抒情诗与“阳光派”传统密切相关 ,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突出的审美风格以及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从郭沫若、艾青到贺敬之、郭小川 ,他们对政治抒情诗和新诗传统都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在阳光和阴影的交错与融合中流变的政治抒情诗 ,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和样本。

中国新诗传统现代化的艺术道路——评李瑛近年来的诗歌创作

一、新诗艺术流变:立足本土面向大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对外经济文化的开放,将诗人的视野引向无限广阔的天地。中国新诗面临接踵而来的新浪潮的严峻的冲击、挑战和考验。十多年过去了。实践表明,新诗传统正是处于开放的中西诗学的撞击和融合中,并获得了存在和发展。有一批诗人在不断吸收和调整中将新诗传统引向健康地发展,寻找到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艺术道路。李瑛就是颇有代表性的、成绩斐然的一位。这位随同共和国的步伐。

从《尝试集》到《女神》:两个不同的新诗传统——兼论有关新诗的起点和奠基问题

以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八首》为开端的话,新诗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对一个从无到有的诗体来说,一百年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一个发展周期。站在百年新诗的门槛外,反思这些曾承载着中国20世纪第一代知识分子希冀的诗歌体裁,在感慨万分的同时,也不免发现一些新的问题:“五四”新诗的源头,即真正的逻辑起点应该从谁算起?此外,“五四”时期的新诗为其后的中国新诗到底创造出了几种艺术风格与美学传统?这对正确认识和理解百年新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胡适对新诗传统的初步建构

新诗的传统问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新诗传统的初步建构,应追溯到新诗开创者胡适的新诗实践。胡适对新诗传统的建构,主要体现为纯粹的白话文表达、自由的体式以及尝试探索的精神。这三点看似寻常,却保障了新诗发展的连续性,也约束了人们关于新诗传统的想象方向。当下看来,胡适更注重新诗之“新”貌,忽略了新诗之“诗”性,这是因为受到新诗初期建设的时势所限,胡适对新诗传统的建构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新诗建设。

论反传统的新诗传统

中国新诗以对旧诗作彻底革命而破土而出,历90余年而依旧保持这一精神,因此反传统成了新诗自身的基本传统。本文考察了新诗反传统带来的建设性后果,指出其价值是发展了积千百年之经验而形成的中国诗歌传统,应该肯定;更剖析了由此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指出这是割断传统。新诗今天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得归罪于这种对传统的割断。

对质疑新诗传统的回答与反思

郑敏先生在《郑敏访谈录》(2003年1月号《诗刊》)中说,“我们今天新诗的问题,就像一个孩子长大了,但还是半诗盲。因此,我一直认为新诗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传统。”(其实郑敏先生在此前的很多文章中如《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都对汉语新诗传统进行了质疑)郑敏先生又说,“我所感叹的是,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

新诗何为: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对新诗传统的寻踪

刘福春的《中国新诗编年史》以编年为体例,怀着鲜明的问题意识以“新诗考古学”的方式超越既往理论限制,在更广阔的区域视野内考镜源流,完成了新诗文学场的多重还原与建构。其对文化多元同体的认知,对文学传统继承与新变的理解,对文学和个人生命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都意在展现新诗发展过程中诸种力量的博弈、流动与交融。刘福春不仅回到现场,更在跨时空、互文性的对话中完成叙述,为多视角认识汉语新诗提供可能。

超越传统——浅谈新诗潮与新诗传统

诗,永远是时代的早产儿,这注定了诗人的大幸与不幸——最年轻亦最易老。泰戈尔说过“枝是空中的根,根是地下的枝”。传统就象一棵树,总要长出新枝取代旧枝,而旧校也就不断地加入传统,否则,这棵树便会枯死。自1977年以来,新诗潮水般漫过中国新诗固有传统。中国年轻的诗人们,以低沉忧伤的歌喉,开始唱自己全新的歌,中国诗坛生殖力极强的处女地在掌声与唾沫星中得到了可贵的开发。时值思想解放的春花烂漫时节,传统文化秋叶缤纷的更年期,这些诗人又被新的开拓者逼老了。“非非主义”、“大学生诗派”、“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莽汉主义”

我的新诗传统观

我们可以从与古典诗歌的对比、翻译资源、独立人格、探索性等几个方面,分析新诗传统的内涵。新诗并不亚于古诗,其近百年来的道路越走越宽;译诗应被看作新诗有机的组成部分;新诗传统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诗人的独立的艺术人格的获得。

新诗传统的当代辨识

回首百年新诗，在客观上必须要承认其整体水平“不佳”的事实，因此，我们只选择与这次论争有关的两个主要方面进行阐述。

从《尝试集》到《女神》:两个不同的新诗传统——兼论有关新诗的起点和奠基问题

以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八首》为开端的话,新诗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对一个从无到有的诗体来说,一百年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一个发展周期。站在百年新诗的门槛外,反思这些曾承载着中国20世纪第一代知识分子希冀的诗歌载体,在感慨万分的同时,也不免发现一些新的问题:“五四”新诗的源头,即真正的逻辑起点应该从谁算起?此外,“五四”时期的新诗为其后的中国新诗到底创造出了几种艺术风格与美学传统?这对正确认识和理解百年新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