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作人诗歌的诗体特征及其在新诗发生期的意义——以《过去的生命》为例

五四时期新诗散文化的理论倡导者当属胡适,创作实践最为成功的应是周作人。周作人的诗集《过去的生命》在其个人创作历程及新诗发展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以住的研究未给予足够重视和系统的评析。该诗集的诗体特征可以从散文化的文体、欧化语体、戏剧性和智性等几方面评析其在新诗发生期的意义。

意指系统中的新诗发生

任何一个记号都是一个意指系统。在新诗的意指系统中,存在着言语行为和语言系统的对立。这种对立导致了新诗的发生,并注定造成新诗草创之初的得失。

新诗发生期诗人评诗矛盾现象论

1917-1923年可以称为新诗发生期,这一时期既有大量的诗歌创作试验文本,又涌现出许多新诗批评文章。今天重读这些百年新诗发生源头上的诗评文章,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某些矛盾现象。但长期以来,学界在谈论新诗发生历史时多将它们视为历史文献正面引用之,少有反思性的论析。本文将尽可能地返回新诗发生期历史现场,立足那时的新诗批评文本,梳理其中存在的矛盾现象,揭示其特征,并对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异国体验与文化行旅——新诗发生学研究的一个视角

揭示早期新诗人的异国文化行旅与新诗写作的关系,当属“新诗发生学”的研究范畴。近年来,围绕新诗发生学的研究已具规模,形成“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共生的学术态势。多数研究者注意到新诗人普遍具有的海外经验,将其视为作家创作的背景资料,但较少从新诗诞生的推动性要素入手,围绕海外体验与新诗生成的关系展开深入探讨。

新诗发生期诗人评诗矛盾现象论

1917—1923年是新诗发生期,这一时期新诗批评多为新诗人所为,他们从不同角度批评新诗,分析新诗创作中存在的问题,阐述其新诗观念。百年后重新研读这些新诗批评文章,不难发现其文本内部往往存在着新诗概念阐释上的矛盾、新诗创作法则与具体写作方法论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现象的产生,与新诗发生期的历史语境、新诗发展状况、诗评者身份及其进化论思维等相关,是中国诗歌转型期的一种重要现象,反映了新诗发生期现代诗学建构的真实情景,而且作为新诗史源头性现象特征,对后来新诗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诗界革命”与新诗发生期研究的突破性思考——读荣光启《现代汉诗的发生:晚清至五四》

晚清“诗界革命”与“五四”前后诞生的白话新诗，是中国新诗发生发展的肇始与源头①。在几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生发展历史研究叙述中，它们始终是一个无法绕过而又必须言说的重要话题。许多部新文学发生发展历史研究成果、新诗历史衍变专题研究的学术专著，

“打油诗”与中国白话新诗的发生

打油诗,是一种俚俗诗体,是一种俗歌,诗语和内容俚俗、诙谐幽默,不拘于平仄韵律,便于民众接受,是典型的俗文学。白话新诗,是五四运动前后产生的诗体,它有别于古典格律诗,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字数句式不限长短,声调不拘平仄,用韵自由。白话新诗草创期,打油诗因用语"俚俗"、"自由"等特点而成为早期白话新诗白话语言创作的试验田,它从诗语、诗法、诗情、诗体等方面助推了早期白话新诗的诞生。

新诗的发生——纪念新诗发生一百年

一百年前，新诗发生了。新诗不是一个诗内部的事件，而是一种文明进程，新诗的发生与诗三百、律诗、词、曲等的发生不同在新诗之前，诗的革命总是形式的改良，而新诗推翻那一切，

新诗发生期新文学家旧体诗写作的文化再勘

新诗发生期新文学家群体的旧诗极具文化考察的价值,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个案考察、写作之因或诗学论争等领域,但在时代浪潮的背景式多维勘探与新旧诗学影响视域下的诗学特质考察方面还缺乏细致的追问。面对复杂多变的旧诗写作新语境,传统与现代的喧嚣之音所组成的文化背景与影响视角为重新勘察新文学家的旧体诗写作提供了一面文化多棱镜,可推进新文学家旧体诗的整体研究,也更能深入地开掘新文学家旧体诗写作的诗学特质。

重述“新诗”发生的故事——《“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的叙述特点

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突破了文学史研究原有的“范式”,绕开了从观念到观念、从文本到文本的叙述模式,不仅显示出文学史写作观念上的变化,也体现了文学史叙述策略上的探索,从而体现了“开放问题”的研究格局。

关于新诗传播和接受的几点思考

方长安教授的专著《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入选201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得到了学界同仁的广泛赞誉。从接受理论上说，文本在读者接受之前，仅仅是潜在的文本或者是半成品，其价值正是在接受中实现的。因此，这部专著从阅读接受的研究角度，分别对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艾青、冯至、穆旦等诗人及其诗作进行深度阐释，并从批评、选本、文学史著等三重向度对中国现代新诗发生流变的基本脉络进行梳理，提出了新诗经典化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反思的诸多问题，才显得可贵。

“众语杂生与未竟的转型”新诗学术研讨会综述

新诗的合法性,在新诗发生时期就是一个急峻的问题。百年过去,现实芜杂不堪,依然是众语杂生,转型未竟,新诗的合法性或类似问题亟待进一步探讨。为更深入地研讨新诗研究的诸议题,促进新诗研究成果的推介,2019年6月21-23日,《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联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在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召开“众语杂生与未竟的转型”新诗学术研讨会。

如何写新诗:卞之琳

方长安：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进入到新的探索阶段，新月派、现代派、中国诗歌会等各取法他处，以不同的方式进一步回应着与新诗发生相伴生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写新诗？这其实是一个至今乃至未来一百年、两百年都永远存在的现象，一个诗与人与社会不断对话中反复更新的现象，一个包容着新诗现代性之思考、创造、质疑与不断重建的难题。

“传统”与中国新诗的艰难性

诗歌与一个民族的思维和语言方式的联系非常切近而紧密。“不学诗，无以言”，这是孔子的名言；“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这是艾略特的著名判断。但民族特征与民族传统并不总是“优势”，在中国现代新诗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传统”也一度成为现实艰难性的一种来源。

一种＂摆脱＂文化母语的言说--论作为新诗范式的＂白话＂诗

在语言学意义上，“白话”只是一种话语表达方式，而在中国新诗发生的生命链条，“白话”早已成为汉语诗歌写作的一个理论命题，将“白话”作为汉语诗歌的美学范畴纳入中国新诗的审美意识生成、生长的历史视闽，完全合乎“范式”理论对“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在一定历史语境中的相关作用、形态、价值进行考察的科学假设。

论新诗与歌词的关系——以方文山诗集《如诗一般》为例

在市场化、网络化的时代特质下,新诗的发展一直处于一种受压制的状态,而与新诗形式相似的歌词却十分“适应”新的时代环境,作为一种另类的文字形式与新诗发生了某些碰撞。方文山既是优秀的作词人又是一位诗人,本文以方文山的诗集《如诗一般》为例进一步探讨新诗与歌词的关系。

新诗一百年

百年前，新诗发生了。1917年1月18日，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诗歌，被视为中国新诗诞生的标志。1932年，中国诗歌会在上海成立，主张诗歌的大众化。1936年5月，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创刊，戴望舒、李经发等向法国象征主义、美国意向派学习，并探索新诗的现代化。这标志着新诗开始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近代“自然”的产生与早期新诗的兴起

1935年8月朱自清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的写作,勾勒早期新诗整体发展面貌的同时,朱自清也从细部注意到了早期新诗中的“自然”因素。抗战时期,在延续此前思路的基础上,朱自清对“自然”作了更为整体性的判断和整合。这其中,既涉及早期新诗的内容构成,也关系着早期新诗的音节问题,更与新诗的写作机制、动力来源密切相关。而这些认知判断并非来自一种后设的叙述视角,而是其身临新诗发生现场的切身体会。换言之,对于早期新诗而言,“自然”不仅不是一种强行闯入的外在视角,反而是一种更为内在的路径方向。

域外行旅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自晚清始,文人域外出访游学渐成风气。异邦行旅体验与本土诗学经验的结合,成为诗歌体式变革的重要中介,也拉开晚清诗歌以通俗化表达新思想的序幕。从新诗发生的角度看,域外行旅虽然不是新诗观念的直接催生要素,但它影响甚至改变诸多诗人认识和感觉世界的方式,激活他们的想象力和审美情趣,促使其在"他者"的文化视阈中反思本土经验,表达前所未有的新异感受,进而确立与时代文化语境相对应的主体意识和情感理念。同时,域外行旅文化在抒情视角、意象谱系、语感节奏等方面参与新诗的美学建构,有效地推动中国新诗的发生,并为新诗的精神实质与方法生成带来持续性的影响。

从打油诗到白话诗

参照胡适日后公开的留学日记、私人书信等材料,是重新回溯到新诗的发生这一历史现场的有效途径。胡适尝试白话诗的原始材料与他后来的文学史叙述这两者之间存在空隙与参差之处,置身其中不难发现从打油诗到白话诗这一命名转型的轨迹,白话新诗的发生与方言入诗的内在关联也由此得到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