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新诗抄》:周策纵的“海外五四新诗学”

周策纵教授《海外新诗抄》的编辑,建构了五四新诗1949年后在海外发展出的新版图。中国新诗发展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没有因为政治的变化,大陆与台湾形成极左极右的对拉而中断,仍有一批海外的知识分子诗人,把四十年代的诗歌传统带到海外继续发展,这种继承五四到四十年代诗歌创作传统,并在五、六十年代的海外继续发展出来的诗学,可以称之为"海外五四新诗学"。

闻一多新诗学困境的语言学分析

闻一多的新诗学是中国新诗历史上第一次文体意识的自觉。他在诗学理论上提出格律论,在创作实践上引入十四行诗,他引领的新月派也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卓有成就的诗歌流派。闻一多的新诗学因为其内在的矛盾性,并没有实现其理想预期,这导致了他很快就离开新诗转向了古典文学研究。尽管其中原因众多,但最主要的还是,他的新诗学忽视了现代汉语的语言特性,从而对新诗做出古典诗歌样式的拯救。有意味的是,闻一多还有借新诗"炒作"自己的嫌疑,这种非本体的选择,也决定了他的新诗学很难成功。

费尔南多·佩索阿与葡萄牙新诗学的建立

费尔南多·佩索阿是葡萄牙现代主义诗歌之父。20世纪初,佩索阿通过两篇批评长文,号召建立以"想象性感受力"为对象,以"朦胧、精妙、复杂"为美学准绳的新诗学。他发起并推动的沼泽主义、交叉主义与感觉主义运动,极大地更新和丰富了葡萄牙的美学词汇,对葡萄牙现代诗歌影响深远。详细考察佩索阿1910年代的写作与文学活动,可探讨其如何一方面与现代葡萄牙文学场域互为交涉,又一方面以精神性的写作对民族文学进行了有效、持久的介入。

新诗学与新诗知识——以陈仲义为例

新诗→新诗知识→新诗学,这是一条完备的必经之途,说严重点,有无新诗学是新诗和新诗知识是否合法化的前提条件。而陈仲义的新诗知识实践属于新诗传统形成的高层运作,是一种深层次的新诗知识奠基行为,这与大众传播和体制作用方式不同,我认为他是真正促使新诗合法化、理论性的助推器。因此陈仲义的个案具有机关报诗学的典范意义。新诗学理应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不仅以人为中心,属人的科学,而且本质上是一种对于真理的求索体系,真理是人的真理,一种缘构形态的境域生成,因而相应地具有她的新诗学的实践品格、社会意识和世界意义,参与社会变革和价值重建的时代潮流中。同时维护新诗的纯粹性和自足性并追求自身的艺术转变,实行社会学与美学的对立统一。

“生”与Defamiliarization--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古代生新诗学

“生”是中国古代用以概括文艺创造方法的重要范畴,以此为核心,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生新诗学。中国古代生新诗学运用“生”“生新”“新奇”“生涩”“生拙”“生僻”“生强”“生致”等概念范畴,形成了相当完备的艺术创造论。在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参照下,中国古代生新诗学显示出独特的诗学内涵和理论价值。首先,生新诗学构筑了从音生、字生、句生到意生、味生的层级序列,突破了陌生化的形式主义局限。其次,生新诗学坚持自然中和的审美原则,要求生而不涩、生而不僻、生而不强等,反对一味地求生求异,始终以美感为创造的目标和尺度。再次,生新诗学以阴阳互补论为学理基础,遵循通变日新的创新原则,把生熟相济作为基本方法,强调传统与创新的共生关系,与取源于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现象学方法的俄国形式主义诗学迥异。最后,中国古代生新诗学是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能够增强语言艺术效果并深化其审美层次。

从玛乔瑞·帕洛夫的《21世纪的现代主义:新诗学》透视美国诗学的新走向

在当代美国诗歌评论界,玛乔瑞.帕洛夫是少有的几位关键性人物之一。她的《21世纪的现代主义:新诗学》便是一部研究新世纪美国诗歌特色和发展的新作。帕洛夫坚持其一贯的审慎、精确和全面的风格,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诗歌的走向与创作等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在主要研究艾略特、斯泰因、杜尚和赫列勃尼科夫等几位诗人的基础上,帕洛夫肯定了语言派诗歌的实验与革新意识对当代诗歌发展的贡献,明确指出世纪之交诗歌发展之间的呈递性、联系性和整体性特色。帕洛夫在20世纪诗学评论上及时而令人信服的介入,不仅是她作为当代语言诗歌最佳阐释者身份的明证,同时还是当代诗学研究的绝佳范本。

现代主义的延续与复兴--评《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主义：新诗学》

《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主义:新诗学》是帕洛夫研究现代主义与当代美国诗歌关系的一部力作。帕洛夫以其精妙的构思、广博的阅读和审慎的辩论,对两个世纪间诗歌的传承关系和当代美国诗歌中的现代性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在肯定实验与革新意识的同时,她指出了进一步加强不同时期诗歌间的延续性与整体性认识的重大意义。

“境界”传统与中国新诗学的建构

境界诗学传统在新诗坛看似遭遇"断裂"命运实则以碎片形式曲折存续,其核心元素如情感本位、情景交融、自然英旨、境生象外等被不同程度接受就是明证。不过,境界自身也经历了整体变异的过程,具体表现在"语象化""事象化""理象化""虚境化"诸方面。以横向移植为能事的新诗学,使用一套现代西方诗学话语,但这些话语与境界诗学范畴之间存在着巨大交集,这也充分说明境界传统具有贯通古今中西诗学的活力。境界遗产对中国新诗学建构的召唤意义在于:新诗需建立一套既保持精神高度又坚持感性底色,具有直寻色彩同时维持必要深度的艺术典则。

林庚先生的新诗学

诗学的最核心的部分，无疑是对于诗歌创作本身的研究，中国古代的诗学不同于今天的诗歌理论研究与诗歌史研究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始终贴近创作本身，所有关于诗歌的思索和讨论，无不围绕创作问题而展开，无不以有益于更有成效地进行创作及更正确地认识创作活动为其最重要的目的。以此来反观我们今天作为纯粹的学术活动的诗歌史及诗歌理论研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关于诗歌的学术研究，越来越远离诗歌创作问题，自然也就意味着越来越远离诗歌本身。诗歌研究领域分别被考据学、哲学、社会学、文化学所分割，而诗学自身的特征愈来愈模糊了。这似乎成了无奈的现实，因为诗歌研究者与创作者这两个群体完全分开来了，

附录:陶保玺先生推出煌煌巨著《新诗大千》非同凡响 首创新诗诗体学一枝独秀耀中华

一部以《新诗大千》命名的诗歌理论专著,近来以它探讨形象思维结构和诗人感情结构的独特新颖视角和其深邃广博的内涵,引起国内众多诗人、学者的强烈兴趣和广泛关注。

从教材出发学写新诗

高中语文统编教材将“学写新诗”作为第一单元的学习任务,阅读新诗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尝试创作新诗,有利于养成精雕细琢的写作习惯,并激活美好的情感体验。初识新诗,需立足教材,把握诗歌的意象、想象、情感;了解新诗的轮廓,可以通过品读佳作,揣摩“共鸣”、“修辞”、“意境”等内涵;在此基础上,可以明确新诗创作的方法,尝试创作新诗。

论20世纪20年代诗学的音乐论

20世纪20年代诗学,在音乐、格律、形式上有深刻的反思,也有其长足的发展;而胡适对音乐性的逐渐重视及新月社的集体创造,构成了这一时期对初期、发难期"质胜于文"的反拨。20年代的音乐性有四个分支:一是胡适的音乐性转向;二是传统音韵学熏陶下的诗人学人的主张与创作;三是新近诗人与学人强调音乐性,并对西方音乐性有所借鉴;四是新月社诸君结党而论,把新诗音乐性推向高潮,彻底扭转了自由诗和初期白话诗不要音乐性的风气。

东西互鉴:胡适诗学与意象主义关系再考察

胡适诗学致力于意象的构建与运用,主张以白话入诗,推崇朴实简约的诗风,追求诗体大解放。这与同时代大洋彼岸由埃兹拉·庞德引领的意象派主张有诸多相似之处。基于跨文化的视角,我们不难发现,这两个文学事件间的关系实际上源远流长,彼此遥相呼应,构成了一道特殊的文学景观。胡适的诗学思想是其中国基础、美国经验以及意象主义者的中国想象这三重资源碰触、融合的结果,是东西互鉴的产物,是中美文学、文化交流双向性特点的典型呈现。

新诗传播接受的诗学建构性

百年来的中国新诗学,无论是概念谱系、理论框架,还是基本话语构成、核心观念、内在关系逻辑等,大都是在新诗创作探索过程中生成、建构出来的,而创作探索过程又与传播接受行为缠绕在一起,读者阅读反应不但影响着诗人的艺术实践,而且左右着其诗学思考。

评石天河的《广场诗学》

我知道全国有几位研究新诗的朋友都在不约而同地写新诗学。这自然是看到中国这样一个诗的大国,至今没有一部象样的诗学这一现状而着想的。十年过去了,写出来了并真正“象样的”还真是寥寥。这就可见这件事作起来之难。振兴中国诗学,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可能需要几代诗人和诗学家的共同努力,当然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所以敢于吃第一个螃蟹的人,总是难能可贵的。石天河的《广场诗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新诗论坛中的一朵奇葩——《新诗大千》读后

《新诗大千》是一部有关新诗体式的诗学著作。它体现了著作者对诗体学理论系统的独特创见与种种发现。同时 ,《新诗大千》还体现了著作者对个人艺术生命的张扬以及对多学科领域的全新探索 ,是诗学研究方面一本不可多得的扛鼎之作。

有关《新诗大千》及其它的来信摘编

陶保玺的新诗诗体学理论专著《新诗大千》 ,自问世迄今 ,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有较高知名度和学术造诣的诗人、诗评家及教授、学者 ,纷纷来信或撰写文章表示首肯。这固然意味着对作者的鼓励与鞭策 ,但其间亦蕴含着不少精辟而独到的学术见解 ,无疑有利于我国的新诗诗学理论建设。为此 ,特将这些名家来信摘编于此 。

“理论”“后理论”的症结及其疗救——对西方理论话语的批判

“理论”是在西方思想“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兴盛起来的。“后理论”对“理论”的批判性重构并没有放弃语言论,只不过通过更新语言学研究范式来构建小写的、复数的理论。老庄的语言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批判“理论”“后理论”思想基础和话语方式的“外位性”立场:过分夸大语言的作用,把语言学视为研究人文学科的范式,必定会造成人与世界之复杂关系被简单化、片面化,造成思想的盲视,这正是理论、后理论的症结所在。在人与世界之间并存着两种基本关系:其一,人通过行为语言(行为)来关联世界,建立非对象性关系来体验、直觉、悟解世界;其二,人通过言语行为(语言)与世界建立对象性关系来观察、分析、认识世界。人的所有文学艺术活动和文化活动都建立在这两种符号系统协同作用的基础上。为此,我们提出“新诗学”及“新解释学”就同时包容着言语行为(语言)与行为语言(行为)交互作用的二维张力结构。

群星璀灿话“大千”续编

北京军区著名诗人、歌词作家石祥: 大作《新诗大千》早已拜读,写得甚好。对于新诗,应该有个全面、深刻、公正的评价。这对于中国新诗的繁荣和发展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 淮南诗歌理论工作者、高级教师王明文: 得知您的《新诗大千》得到了好多名人的好评,这是您创作的重大胜利,“得诗胜得官”,这是权力和金钱所买不来的。在此,向您的成功表示祝贺:

科学入诗:蒲龄恩在《伤口回应》中的艺术探索

科学入诗是蒲龄恩在其组诗《伤口回应》中对诗歌艺术尝试创新的一个突出特点,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即以科学词语构建诗歌意象、以科学文体承载诗歌情感、以科学方法展示诗歌境界。组诗中的每一首诗都仿佛一段意识流的影像式记录,由一系列受严密逻辑思维控制的意象组成。客观中性的科学语言在诗歌中被赋予新的表现功能,成为呈现人情感体验的新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