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

以胡适、俞平伯、康白情、刘半农、刘大白、周作人为代表的白话新诗派为早期白话新诗的理论建设和文学实践开辟了一条“真实”的道路。白话新诗派在内容写实、情感真挚、艺术真实三个层面对新诗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尝试。“真实”作为诗歌创作的美学原则,同时也成为诗歌价值的评判标准。在“真实”诗学观的引导下,白话新诗派开拓了新诗的题材和类型,丰富了新诗的文化资源,积累了新诗的创作经验。总结归纳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对厘清白话新诗派的诗学理论,梳理新诗理论的发展脉络,探索具有时代特色的当代诗歌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白话新诗派的“自然音节”理论与实践

新诗草创期,以胡适、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周作人等为代表的白话新诗派,标举"自然"与"自由",逐渐丰富了"自然音节"论的新诗诗学观,奠定了中国现代诗歌的节奏理论。围绕何谓"自然音节",如何"音节自然"的命题,白话派诗人从概念内涵、节奏划分、组织原则、节奏艺术等方面作了有同有异的阐释,既有对抗旧诗格律的共同立场,亦有"自然音节"内部的分化趋势。在自然音节的实践路径上,大致形成两种路向,一类是从诗体内部突破,或利用或改造或摆脱旧体诗词中的某些因素,将"旧"诗转变为"新"诗,倚重从传统到现代的路向;一类是从诗体外部开掘,借用散文文体加以诗化,借助欧化的力量,倚重从欧化到现代的路向。检视白话新诗派的"自然音节"理论与实践,有助于梳理传统格律向现代节奏转变,以及现代诗歌节奏理论自身发展的路向,同时也为现代诗歌节奏实践提供借鉴。

论中国新诗派的审美特征

中国新诗派诗人吸收了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追求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呈现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融合的审美特征,创立了一种新的诗美传统,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成熟与完善。

“中国新诗派”与《大公报·星期文艺》关系论

天津版《大公报》抗战后创刊的文学副刊《星期文艺》,沈从文、冯至、袁可嘉先后担任了这个副刊的编辑,编辑的权力使得“中国新诗派”的作品得以大量发表,“中国新诗派”由此得以发展壮大。文章在考据查证的基础上,从编辑人员构成、作品登载情况入手,还原这个副刊的历史真相,并提升其诗史地位。

通过穆旦透视中国新诗派的诗学主张与创作实践

中国新诗派,又名"九叶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个新诗流派,具有现代主义的倾向,自觉遵循"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而穆旦是中国新诗派中流派风格最浓烈且最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歌充分体现了中国新诗派的特点。文章力图通过对穆旦的诗歌分析来透视中国新诗派的诗学主张和创作实践。

生命沉思的心灵救赎——“中国新诗派”与里尔克

四十年代的混乱与苦难向每一位正直的现代智识者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对此,“中国新诗派”以心灵的诚挚和坚忍迎接挑战,用心灵的成就——诗的创造,顶住挑战——来自苦难生活的压力和诗坛伤感浮嚣诗风的侵扰,他们因此打通了进入里尔克诗学世界的通通.即如当年有人指出的,“十四年间希特勒独裁政权对于德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的摧残使我们对于本世纪德国文学的成就淡忘得已经长久了”;“中国新诗派”的年青诗人们以接受“

朱湘:中国现代新诗巨擘的陨落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颗永不陨落的新诗派巨星,他就是闻名遐迩的新诗派诗人朱湘.29岁即离世的他,短暂一生的成就、影响,至今仍为学界津津乐道.

“中国新诗”派诗论现代性探索

四十年代中国新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时期。上海的《文学杂志》、《文艺复兴》、《民歌》、《大公报.星期文艺》、《文汇报.笔会》、《诗创造》、《中国新诗》及天津的《益世报.文艺周刊》等报刊上,一批新诗人脱颖而出,他们是:辛笛、陈敬容、杭约赫。

走向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论四十年代“中国新诗”派诗学思想的深化与成熟

四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派诗人群具有鲜明的现代文化意识。他们主张接受“以艾略特为核心的现代西洋诗的影响” ,向后期象征主义诗学和英美现代主义诗学倾斜 ,明确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目标。他们的理论思考既超前又富有现实针对性 ,且有大量的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创作实践作为坚实的基础。他们是对现代主义诗学进行自觉思考和建设的一代诗人 ,代表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发展的一个高度。本文从诗与现实的关系、诗人主体精神、诗作形式追求、对读者接受的态度等角度入手 ,系统地阐析了中国新诗派诗人的有关现代主义诗学思想 。

论“中国新诗”派的“新诗现代化”理想兼及袁可嘉的两篇佚文研究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设想,广义地讲,体现在他28篇论文里,除了收进他广为人知的《论新诗现代化》的26篇外,还有本文发现的袁可嘉的两篇新文献:译文《释现代诗中底现代性》与《现代英诗的特质》。这两篇文献是全面了解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诗学思想来源的重要根据之一。狭义地说,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思想共三个部分构成,"引论"中由西洋诗的精神概括的"诗学背景"、进而提出的七条"理论原则"以及后面五篇"加论与分论"提出的其他内涵。

中国浪漫派新诗与政治文化

中国浪漫派新诗,从它的产生之日起就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因此,中国的浪漫派新诗不仅是一个文学话题,也是一个政治话题。一方面,中国的浪漫派新诗能够对社会现状做出及时迅速的反映,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中国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使它在一定时期政治性超过了文学性,曾一度沦为社会宣传和革命斗争的工具以及现实主义的附庸。从它的产生、发展到今天对它的反思和重新定位,中国浪漫派新诗所带有的政治烙印是无法磨灭的。

新诗流派的嬗变与新诗艺术的发展

中国现代新诗流派的嬗变史,实际上也是新诗艺术的发展史。每一次嬗变都意味着探索和超越,也可能同时伴随着偏颇和失误。现代新诗艺术正是籍此走向了成熟。系统地探讨嬗变中历史的艺术的经验教训,比之单纯观照特定流派的得失,无疑更有价值。

新诗四时代论纲(下)

新诗四时代论纲（下）汪东发收稿日期：１９９８—０２—０６戴望舒时代戴望舒时代的大致时段是１９２５—１９２８—１９３２—１９３７年左右，这是现代新诗的整合期、掘进期。尽管这个时代的标志诗人戴望舒及先行者李金发的新诗创作早在２０年代初就开始了，但我们确认...

学生的激情、学者的智慧——“九叶诗派”新论

“‘九叶诗群’没有其他新诗派那样有比较明显的宣言和主张,主要靠感受和影响……而走到一起来的。这种集结方式的‘现代’性,标志着整个诗群对诗的理解的一致性……也预示着整个诗群对诗的创造的丰富性。”“在思想艺术诸多方面的‘综合’特点,从发生学意义上探源,首先体现在文化心态的构建上。”诗群的基本特征,可以在诗思复合化。

1947至1948年间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构成及其论争

抗战胜利之后,中国新诗的诸多作者都经历了一次较大的地域流动,新的文艺状貌和阵地在重新构成。其中,1947至1948年间创办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杂志集合了一群所谓"自觉的现代主义者"。尽管受到了诸如"七月派"等的猛烈攻击,但这批主要被称为"中国新诗"派的诗人们还是通过创作实绩及袁可嘉等的理论推动,构成了现代主义新诗较为明晰的面貌。在国共内战的关键阶段,其"现代主义话语"于当时政治与艺术的诸多分歧、争论及多有轻率的批评中,一直尝试着确立自身的时代立场,试图提供"民主"的、"多元化"的诗歌声音。

新文学的先声:中晚清诗“白话文言”与叙事传统

清代诗歌"白话文言"之新变,开启了近代诗学的进程。这一新变,向前可追溯到袁枚,而在黄遵宪、梁启超等新派诗那里达到高潮,并影响到"五四"白话诗。从袁枚到黄遵宪,诗语新变由自觉而深化,既因他们具有反传统的新思想,也因叙事之助力。叙事传统立足现实和民间,在语言系统、思想和美学趣味上,天然接近新派诗。中晚清诗歌叙事勃兴,又使作诗不必依赖典籍,自有丰满、充实之内容,且新时代、新事物,也无典籍可凭依,遂使"我手写我口"成为可能和必须,这极大地促进了诗歌"白话文言"之新变。"五四"是"白话文言"演变的一个现实结果,但并不意味着就是新文学的终点。新文学、现代汉语新诗,仍是正在进行中的艺术探索。

永远的“哈姆莱特”——一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和思想特色

20世纪40年代以《诗创造》、《中国新诗》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诗歌流派或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不同于“七月”派诗人群体,有更多的“哈姆莱特气质”,这表现在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群体,启蒙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现代化、复杂化的个人审美趣味与通俗化、大众化的时代阅读需求等方面的种种复杂性和矛盾性。论文通过对他们的诗歌文本、诗歌理论与论辩文章的细致分析,揭示了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复杂的思想特色、超越性的精神指向与矛盾彷徨的文化心态以及个体命运沉浮的必然性。

卡图卢斯《歌集》第一首与古罗马的诗歌革命

以卡图卢斯为代表的新诗派在公元前1世纪掀起了一场诗歌革命,促成了屋大维时期古罗马诗歌极度兴盛的局面。《歌集》第一首浓缩了卡图卢斯的主要诗歌主张,概括起来就是:诗歌应当摆脱政治的束缚,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是诗歌的主要题材;诗歌语言需要精心锤炼,但不应鄙夷疏远口语;诗人应当不断寻求艺术上的变化,开拓新领域。

一份被忽视了的准同仁副刊——《大公报·星期文艺》论

天津版《大公报》抗战后创刊的的文学副刊《星期文艺》,沈从文、冯至、袁可嘉先后担任了这个副刊的编辑,编辑的权力使得“中国新诗派”的作品得以大量发表,“中国新诗派”由此得以发展壮大。本文在考据查证的基础上,从编辑人员构成、作品登载情况入手,还原这个副刊的历史真相,并提升其诗史地位。

潜在写作: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关键词

陈思和在他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引入的"潜在写作"的概念,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凸现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和异质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作家群、反右派前后的作家群落以及文革时期的年轻一代的潜在写作,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延续着中国新文学的传统,使得我们看到了时代共鸣主题之外的精神空间和不朽的文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