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新诗精神的开端:启蒙之外

人们一般从学理和思想的角度论述五四的时代主题,并据此理解其时的新诗精神,其结果百年新诗是遮蔽了新诗精神的丰富性。实际上,作为百年新诗精神的开端,五四新诗的精神远比启蒙的时代主题丰富,文章从启蒙的角度论证了五四新诗精神是自由意志、反叛精神以及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的结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五四时代主题五四新诗的理性色彩、主体性和人性化特色。作为一种开端,五四新诗精神奠定了百年新诗的精神传统。

简论“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早期新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引起了中国诗歌精神价值的新变,以民族诗歌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新诗的建构。

缪斯在呼唤——当代新诗审美向度的重构刍议

中国当代新诗的发展越来越呈现衰落之势。要想走出困境,必须古为今用,从我国古典诗歌的沃土中吸取艺术养分;必须对接"五四"新诗精神,从中吸取思想养分;必须洋为中用,辩证地吸取西方现代主义诗艺,使之与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诗艺相互交融,创造出一种能够被普遍接受的诗歌精神和艺术风格。

私人抒情与生态关怀——李元胜《命有繁花》组诗的精神特征

李元胜的《命有繁花》组诗表现出私人抒情和生态关怀两大精神特征,这根源于诗人独立的写作意识和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也得益于诗人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虽然每首诗侧重点不同,写作目的有异,但都体现出私人化的意境营造和与自然相通的深层人文关怀,同时交融情感与理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又凭借连贯的逻辑串联起来,语言文字显得灵动、协调。提升诗歌的精神特质,可能成为新诗创作新传统之建构的重要维度。

简论蒋登科的人格诗学

蒋登科先生有关诗人人格建设的探索不仅拥有众多的创作实绩,而且已经融入到他理论思考和创作的方方面面,构成了相对完整而成熟的人格诗学主张,他不仅多方面强调了"诗品即人品"的传统观念,更提出了诗人健康人格的几个标准,给出了构建健康人格的几种方法。对于这一人格诗学主张的梳理和学习,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打量、思考新诗建设在当前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更有助于我们突破新诗发展的瓶颈,找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心为形役:拟古话语下的商籁和十四行诗之名

分析了西诗商籁作为外来诗歌进入中国的深刻动因,以胡适、闻一多、朱湘、冯至和屠岸等人的命名法为例,进而发现20世纪初西诗商籁进入中国的深层原因是"新诗之精神"指引下"人心"对"型式"的呼唤。但商籁最初的命名和接受在中国表现出心为形役的特征:音译命名法走上了以体代诗的歧途;数字命名法因袭了传统诗歌的五七言话语,暗含着重形式而轻内容的危机。在拟古话语作用下两种命名法使商籁作为诗人抒发理想的寄托无处安放,在心与形之间选择一处诗意栖居地构成了商籁自发轫以来在中国面临的一大尴尬。相比之下"商籁"这种命名在意义通道和声音通道上的交集指示着一条更好的出路。

当代诗词向新诗学习什么

当代诗词吸取新诗营养这一命题,打破单向思维,有助于增强旧体诗向新诗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提升当代诗词质量;有助于进一步消解新旧诗的彼此隔膜和对立,实现美美与共。新文学家抨击旧体诗词的地方就是新诗试图突破的地方,新诗突破创新之处,也就是旧体诗应该反省并学习之处。要学习新诗的精神,重建诗歌与时代的联系,实现诗歌精神及思想内容的现代化。当代诗词在保持旧体诗形式特点的前提下,应学习新诗语言,追求语言的自然明快、流美生新,拉近诗歌语言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实现语言的现代化。要学习新诗表现手法,增强表现手法创新,创造出新异的诗歌意象和意境。做到这些方面,当代诗词才能与时俱进,生生不息。

“现代汉诗”的概念及其文化政治——从奚密的诗歌批评实践出发

20世纪90年代,部分中国诗人如郑敏,对"新诗"这一概念及白话诗运动的激进性有所批评,新诗研究者王光明进而提出"现代汉诗"这个更为中正平和的概念,以替代具有文化进化论色彩的"新诗"。海外学者奚密常用的"现代汉诗"术语因之也被纳入到百年新诗批评与重建的过程之中。通过术语辨析我们发现,奚密虽然与王光明等人同样使用该术语,但她的用意反而更为接近为新诗精神辩护的臧棣,他们都是在将白话诗运动历史化的基础上,捍卫新诗所代表的价值立场和美学体系。不过,较之臧棣在寻求现代化的背景下对新诗之现代性的强调,奚密对新诗转化外来资源时的文化主体性给予了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