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解废名的新诗观

废名的诗和诗论的独特性已为研究界所公认,且近年来获得了较为充分的论述。本文从废名的诗与诗论的文本出发,着眼于废名诗学观念对新诗本质理解的可能意义,结合废名的诗作及三十年代的诗学氛围,对废名的新诗观重新作出了申说。本文认为,废名关于新诗诗质的要求体现为两点:一是诗的“当下”性,一是诗的“完全”性,他的讲稿和诗作印证了这两个特点;而废名更为可贵的贡献在于,他充分地觉识到了新诗语言的“散文化”特性,指出应该依据这种语言的特性来建构新诗的形式,这对新诗本质的理解与未来发展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论废名新诗观与“温李”晚唐诗风

废名以晚唐李商隐、温庭筠诗词为参照建构了他独特的新诗理论话语体系。通过对温李诗词"内容"的发现,废名反思初期白话诗语言观,提炼出"诗的内容"新诗观念的基本内涵,并发掘古典诗歌含蓄深隐的一脉,引导读者接受从"读诗求懂"向"读诗求美"方向转变。针对当时白话诗枯涩单调的问题,废名在对温庭筠词的个性解读中发现了其幻想特质、视觉化和"立体"性意境营造三个方面的特征。通过对李商隐诗歌"借典故驰骋幻想"的分析,废名又试图为新诗用典寻找可供参照的先例,建构新诗用典的理论基础。废名还从审美形态方面挑战传统"雅正"文学观,推崇晚唐诗中感伤缠绵、朦胧迷离的"美丽的悲哀"。废名对温李晚唐诗风的独特阐释,为现代新诗化用古典传统提供了一条创造性的路径。

试论鲁迅的新诗观及其现实意义

鲁迅在中国新诗发展中就新诗的主体观、新诗的创作观念、新诗的表现形式等方面提出了自己卓有成效的见解,这些见解曾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当前中国诗歌发展的低谷时期,鲁迅的新诗观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沈从文的新诗观——以其与灼人的书信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后期,沈从文曾担任多家著名刊物的编辑。他所做的编辑工作、发表的文学见解不仅折射出作为编辑的话语权力,也暗示着身为作家的文艺理想。沈从文这个资深编辑与新进作者灼人之间的信件沟通代表了不同诗学理念之间的交锋。面对文坛的激烈变革,沈从文期待合理地对待新诗创作传统,反思新诗的文体形式,回归诗歌的本质。这种文学选择表明他努力重拾五四文学的探索精神,批判现实,固守质朴、真诚的美学品格。

陈衍的“新诗”观及其后期诗学的特征

陈衍不但常以白话新词入诗,而且基本接受胡适创造的“白话诗”这一概念,在诗话中经常提及,这与他后期诗学的转向密切相关。前期的陈衍注重“学人之诗”,意在矫正诗歌质地单薄、情感空疏之弊,故提倡以“经史”来充实诗的根柢;后期他赞赏“诗人之诗”,则由于当时的部分旧诗刻意堆垛典故,以致窒息了感性,因而侧重强调诗要抒写性情,辞必己出。陈衍的诗学理论中本身就存在变革性的因素,如果平行对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能看出陈衍的持论与之极为相近。此外,陈衍论诗极为重视音乐性,这与现代派诗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殊途同归。只有结合新文化运动这一大背景来谈论后期陈衍的诗学,才能全面认识他与新诗理论之间的复杂关联。

毛泽东新诗观与民族文化认同

毛泽东的新诗观是毛泽东对现代中国的一种文学性表达,对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一种文学性想象,它展现着现代中国对民族身份和印记的一种自我认同。因此,无论是作为民族宏大叙事还是作为国家想象的方式,毛泽东的新诗观与民族文化认同有着深刻的关联。本文探讨了毛泽东新诗观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宏大叙事及民族文化认同构建的积极意义。

朱英诞对废名《谈新诗》的改写和续写

朱英诞新诗讲义是在废名《谈新诗》基础上的改写和续写。在认同废名讲义中宣扬的新诗是分行自由诗的基础上,朱英诞坚持“纯杂兼收”的诗体观,在诗语、诗形、诗趣上开放融通,在修辞和格律上打开了自由诗的空间。在讲义编排上,朱英诞重“论”轻“史”,他并不严格依照时间的顺序叙述新诗之发展,而是以近期个人阅读的新诗集为重点,评价诗人诗作之优劣。在他看来,新诗不是一种线性发展的必然,他对新诗历史的想象不是一种“聚焦式”的新诗进步想象,而是一种“离散式”的新诗多元发展想象。从讲义中具体的新诗品鉴来看,朱英诞更欣赏那种以散文化写法表达完整诗意的新诗,他心目中的新诗经典是具有古典作风但又“与古为新”的自由诗。朱英诞编写讲义的目的不重历史的评判,而意在通过选诗和评诗呈现自己的新诗观念,建构自己的新诗想象和个人的新诗经典。朱英诞的新诗讲义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新诗传播接受的历史现场,有助于打破业已固化的新诗历史想象,具有积极的文学史意义。

试析《剑桥中华民国史》中的新诗观

费正清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由李欧梵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部分,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从探求"现代性",到走向革命之路的过程。《剑桥中华民国史》中的新诗观,结合中国对西方"现代性"的接受而发展出的独特内涵,表现了对"向内转"的诗质,和指涉丰富的诗歌语言的关注。这种新诗观,对新诗建构而言,发掘了"颓废"诗情以反抗现实世界的形式来叛"旧"立"新"的意义;对中国新诗研究甚至是文学史研究而言,提供了从"审美现代性"来审视新诗发展的视角,启发我们从文学外部转向对文学内部的探寻。

20世纪20年代“新诗集”序跋中的新诗本体观

诗集序跋历来是记录与传播诗歌本体观念的重要载体。20世纪20年代,许多诗人或评论家借助“新诗集”的序跋,描绘他们建构新诗本体的诸种理想:就诗形而言,既倡导以诗体大解放为核心的自由体新诗观念,又不忘对新诗格律体的探索;就诗质来说,从“情感”“经验”“真实”等入手,多向度地规训新诗的思想意蕴与精神品格;就诗言而论,致力于破除旧诗“雅言”体系,确立以白话和方言俗语入诗的语言范式,同时对新诗“诗家语”做出初步探讨。草创期的“新诗集”序跋及时总结新诗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着重阐发新诗本体观念,有力推进了新诗创作与读者接受。

“好的文艺都是反映每个时代的现实生活”——论朱光潜50年代的诗歌创作

朱光潜是现代著名诗论家,很少创作诗歌作品。但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观光考察西北的过程中,却以前所未有的创作激情,连续创作发表了一组诗歌,直面现实生活,热情讴歌了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这些诗歌创作一方面是朱光潜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获得肯定的真情写照,另一方面也是他对当时新诗创作现状的一种反思与体验。朱光潜的诗歌创作及新诗观对今天的诗坛仍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现代文学史著作对“新诗”的命名——以20世纪20～40年代文学史著作中的“无韵诗”为中心

新诗是一种不同于旧诗的诗歌形态,在其百年发展史上,名称很多,名称是一种指认,一种特征概括,更是对新诗发展思路的确认,对新诗未来图景的想象。"无韵诗"是新诗诞生之初的一个重要概念,时人称"无韵诗"为新诗,将其纳入新诗论说的话语场中,赋予自由押韵的新诗以合法性。本文考察20世纪20～40年代出版的文学史著中"无韵诗"概念使用、创作指认的情况,努力还原这一概念从走进文学史著,到被叙述为"新诗的黄金时代"直至逐渐淡出文学史叙述的过程,论析了文学史著作对"无韵诗"的兴衰史所起的作用,进而对新诗发展历史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