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放权与高校自治——德国高等教育管理的新公共管理改革

如何处理政府调控与高校自治的关系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也是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焦点。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德国政府放弃了对高校进行细节干预的传统外部管理体制,改为通过高等学校法、目标协定、总体预算和绩效拨款等方式进行宏观调控。高校内部管理也由传统的学术自主管理模式转向管理主义模式:学术自主管理委员会的权限被消弱,校长和院长层面的管理权力得到加强,同时成立了高校理事会作为高校的决策或咨询机构。因为我国有着与德国相似的改革目标,而且德国与我国一样具有政府管理高校的传统,所以改革后的德国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尤为适合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德国高等教育治理新模式:进程与特征——以“柏林州高校目标合约”为中心

近20年来德国高等教育出现了以"新调控模式"为核心的治理理念和以"目标合约"为代表的治理工具,在传统"国家化"、"管制化"治理模式基础上增加了"去管制化"的元素。本文以"柏林州高校目标合约"为中心,归纳了德国高等教育"新调控模式""去管制化"的三大特点,即法律规范的"去国家化"、财政拨款的"绩效化"和行政管理的"去中心化"。这三大特点体现了德国高等教育治理结构转型的新趋势,反映了德国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新变化。

德国高等教育“合约管理”模式的经验与启示——基于柏林洪堡大学七版目标协定文本的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高等教育出现了以“合约管理”模式为核心的治理理念和以“目标协定”为代表的治理工具。借助目标协定进行“合约管理”,一定程度体现了德国现代大学治理中的“去管制化”趋势。通过对比分析七版目标协定文本发现,这一“去管制化”模式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层面存在程度差异,反映出政府对大学“既控制又松绑”的复杂操作。德国目标协定的实施经验对我国现代大学治理以及构建大学与政府新型关系的启示是,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区分目标与措施,反思高校绩效容量的饱和度,同时发挥高等教育智库的协同作用,建立高校共享信息池,在政府统筹协调的基础上促进各大学在结构规划上的相互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