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福利、新财产权与行政法的保护

现代福利国家之下,政府分配财物的形式多种多样、规模也空前巨大。如职业许可、社会保障金、特许合同、补助、公共教育、公共资源的使用等,在美国这些被称为是"政府福利",学者视其为个人的"新财产权"。引入这一概念实为借助传统财产权来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的自由、独立与尊严,美国行政法因此也引发了所谓的"正当程序革命"。本文就此问题重点进行了阐释,并指出了可能为中国所借鉴的成份。

公民“新财产权”初论

公民财产权体系是一个历史生成的过程,随着国家福利职能的发展,公民"新财产权"改变了传统公民财产权的价值体系,并对财产权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做出了修改和补充。新财产权成长为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全部征象。新财产权在我国也已经历史地生成,具备了私用性、自己给付性和生存保障性等特点,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新财产权需要宪法的关注和宪法对公民财产权正当性规则的构建。

论新财产权视野下的行政给付

美国学者提出的"新财产权"理论,是在行政给付领域对财产权保护的新发展,是对公民生存权利这项最基本的人权的保护。进入转型时期的中国,随着构建和谐社会向纵深、全面发展,行政给付理论与实践定会带给当下中国带来积极、有益的变化。

论福利权作为一种新财产权——传统财产权理论的重构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财产权被作为人权的核心提出,与生命权、自由权并列。然而,自20世纪以来,福利国家的兴起带来了国家对公民原本私人生活领域的干预,福利问题的重要性显著提高,公民领受福利的属性受到了广泛讨论,将福利权视为一种新财产权的观点顺势而生,引发了广泛争议。从功能主义视角,可以从财产权发展的历史渊源看出财产权理论应当适应社会发展,这为财产权吸纳福利权提供了可能。

“新财产权”保护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新财产权"的保护一般应涉及到三层涵义:免受公权力侵犯;公平分配;有效增量。"新财产权"的保护不能只靠限制政府权力,相反,如何充分利用政府权力、恰当处理政府的"为"与"不为",是保护"新财产权"的最好手段。"新财产权"的保护应落实于当前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之中。

工程性非自愿移民的新财产权

以水库移民为主体的工程性非自愿移民通常面临着贫困的威胁,因此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对移民进行后期扶持十分必要。由于现代政府供给的规模越来越大,当代财产权在表现形式和种类上发生巨大变化,其突出表现在将赋予公民的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各种利益等当作一项公法上的“新财产权”来予以保护。后期扶持这种特别保障措施,应当作为工程性非自愿移民的一项新财产权来看待,并受到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其制度正当性根源于后期扶持措施所体现出的对社会平等与互惠正义(社会和谐)的追求。

“新财产权”理论视角下的社会救助权及法律保障机制

美国学者查尔斯·A·赖希的"新财产权"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开始成为财富的主要源泉,个人的财富越来越多地依附于政府,由政府供给产生的新型财富已成为新的财产权类型,这种权利类型需要特殊的保障机制才能实现。作为现代国家典型的物质给付行为,社会救助对传统的财产权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救助权与"新财产权"在形式和本质上高度吻合。国家承担的财政责任和维护公共利益、实现社会正义的职能决定了国家应有所作为,社会救助的行动类型包括生活救助和急难救助,社会救助中的各种违法犯罪现象会引起法律责任的产生,这三者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社会救助权的义务谱系。按照"新财产权"理论,社会救助权应通过宪法规范、实体约束、程序保障和司法救济来构造自身的法律保障机制。唯有如此,社会救助实践才不会因游离于法律规范之外而显得随意和不确定,才能使社会救助不是"道义和慈善"行为而具备法治意义上的必然性。

新财产权

一个主要看重物质福利的社会中,政府开始成为财富的主要源泉,政府供给的财富逐渐取代传统形式上的财富,个人的财富也越来越多地依附于政府。由政府供给产生的新型财富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私人财产权,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法律制度,这些新兴的制度带来了公共利益国家的兴盛,也带来了巨大的危险性。政府供给的增长造成的权力膨胀对个人独立造成了极大的侵蚀,并阻碍个人用《权利法案》保护自己。此外,私主体还常常利用政府权力,以达到私人目的。这种私人依附于政府,有条件地接受供给并履行一定义务的制度与西欧的封建主义极其相似。公共利益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社会对私有财产权的胜利。然而,公共利益不能证明现存政府供给制度对自由的侵蚀。面对强大的政府权力我们更有必要为个人自由构建一个精神家园。为此有必要通过宪法限制、实体限制和程序保障来限制政府权力,但更重要的是将供给转化为权利——新财产权。

福利国家语境下的“新财产权”理论与相关制度实践分析

当代中国正在越来越把目光投入到国内民生问题,在相关的制度实践中,建设福利国家的方案作为一种理想图景充满着诱惑,来自发达国家成熟的经验也具有珍贵的借鉴意义和价值。本文因此将考察在建设福利国家这一背景下,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相关法律制度曾经发生过的深刻变革与发展,目的在于通过对美国宪政、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发展历程的考察来回应和启示对中国相关经验与实践的思考。就上述主题,本文选取了财产权法律制度为考察和研究对象,通过对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古德伯格诉凯利一案和在此之前学者查尔斯·雷克的《新财产权》一文的深入分析,展示出福利国家的财产法律制度实践,以及"新财产权"理论等意识形态和学术话语从登台到谢幕的历史过程。本文尝试通过对这一系列的制度实践、学术话语加以梳理,作出初步的评价并给出自己的研究结论。

缔约资格排除类信用惩戒的法治化路径

当前主流观点认为行政协议缔约资格排除类社会信用惩戒属于行政处罚,具有合法性问题,因此需要纳入行政处罚体系来实现其合法化。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基于财产权的分析可发现,缔约资格排除并未侵犯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其涉及的是公民以行政协议方式获得公共资源的新型财产权。基于新型财产权框架,以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它规范性文件来规定缔约资格排除的措施具有合法性,且该行为的实质是认定市场主体因缺乏信用要件而无法成就通过行政协议获得公共资源的权利。从确保公共资源物有所值的角度出发,缔约资格排除措施属于基于信用评价而规避交易风险的信用应对措施而非法律惩戒,具备充分的实质合法性。基于禁止不当连接原则下的缔约资格排除行为应当符合物有所值原则。对社会信用制度合法性的理解与法治化建构,应当秉持类型化方法,从厘清各类型信用规制措施的目的及其所依据的行政权、所影响的公民权利的类型出发进行完善。

社会国分配正义的道德难题及其破解

社会国分配正义与公民财产权之间存在着对私有财产剥夺与保护的悖论。这种悖论需要通过社会全体的道德认同来化解。生而平等是普遍认同的伦理价值原则,分配正义历来与平等对待伦理密不可分;以宪法基本原则呈现出来的社会国分配正义具有超阶层的道德魅力;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可以推演出社会保障给付是在保护公民的新财产权。经此层层论证,社会国分配正义的道德认同不仅是可能的,且是必然的。

给付行政中政府诚信缺失问题及其应对机制

给付行政是与干预行政相对而言的,随着对服务行政这一政府职能需求的出现,给付行政成了树立政府形象、增进公共福祉的主要手段。具体而言,给付行政行为包括实施社会保障、兴建公共设施、兴办公共事业、实施行政指导等行为以及为此而担负的相应的行政合同、职工待遇等义务的履行行为。进行给付行政是政府必须履行的一项较高层次国家义务,而享受政府的行政给付也是公民或法人一项新的财产权利。在给付行政行为中,政府的诚信主要体现在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两个方面,且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将出现政府诚信缺失的危机。

我国网络虚拟财富的继承研究

从网络虚拟财富来源、形式入手概括叙述了网络虚拟财富的定义、范围及其价值;通过对几种网络虚拟财富权利属性的分析,文章认为网络虚拟财富属于新类型财产权,但是该种财产权和现有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不能完全割裂。基于域内外网络财富继承立法的现状,对网络财富继承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可操作性进行分析,认为最高立法部门应尽快对网络虚拟财富的继承进行系统立法,做到立法和法律实践的一致性。

德、美给付利益保障的比较法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给付行政的方兴未艾,给付利益在现代社会对于个人的重要性愈加突显,给付利益的法律保障问题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行政法学界关注研究的焦点。世界范围内,德国的"区别对待"保障模式和美国的"新财产权"保障模式无疑极具特点和影响力,本文通过对两者的比较法研究,分析、探求其背后的理论内涵,以为我国生成适合自身的保障模式奠定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