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边塞诗派”之我见

中国新诗在建国以来,曾经走过一段曲折艰难的路。它曾被艺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功利主义,逼入“公式化”、概念化”、“口号化”的岐途。从1958年的“民歌运动”,到70年代末整整20年,中国新诗处于停滞时期。1978年以后,中国新诗才再次崛起。在这种诗派林立为标志的大崛起中,“新边塞诗派”异军突起,引起评论界的极大关注。同时。

奇思妙想铸奇诗——论新边塞诗代表诗人章德益

在中国当代诗坛中,章德益是一位才华横溢、卓有成就的诗人,也是中国西部新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特别是他在新疆这块奇异的土地上生活了三十余年。这里的自然景观奇特,色彩与情调多变,反差十分强烈,使诗人容易找到特殊的感应对象：大漠、戈壁、冰山、雪崩、荒原,枯林、黄沙、风暴、长河、落日、草原、野火、黄土等。诗人把这些奇异而独特的自然景观当作一种契机,推进到诗的艺术构思形式中去,使它作为广阔多样的生活背景出现在诗中,所以章德益的诗以奇峻、壮阔、瑰丽的艺术风格引起人们的瞩目而享誉诗坛。

论高深的诗歌创作

五十年代初,在共和国金色的阳光下,在鸣响着马达、喷涌着热浪的沈阳的一座大工厂里,刚从烈火硝烟的战场上归来的“小兵”高深扑进了诗神缪斯的怀抱。他如痴如迷,倘徉在诗的海洋里,以他纯美的歌喉,唱出了一曲曲虽然稚嫩,但却诚挚,虽然粗疏,但却刚健的歌。然而,正当他应该崭露头角的时候,不幸的命运扼住了他的歌喉,他不得不停止了歌唱,人生的轨迹也滑向了风沙漠漠的大西北。福兮,祸兮?当“春雷给大地带来生机”的时候,他“心中的冰块融化了”,于是,诗歌“那条闪光的河”便从他的胸中喷薄而出。短短的几年内,他出版了诗集《路漫漫》、《小哥俩》、《大西北放歌》、《大漠之恋》等四部诗集。其中的《致诗人》、《大漠草原上的男人与女人》等荣获国家级奖,许多诗篇获省市级奖。他的创作实绩说明,他不愧为当代新边塞诗派的骁将,回族诗人中的佼佼者,新时期诗歌天空中引人瞩目的新星。

文学评论·新西部小说典型案例分析主持人语

近年来,地方资源与地方经验以蓬勃的生命力穿透全球化的厚重雾障,日益凸显为当代文艺批评的关键词。在“以地方为方法”“以地方经验构建共同体美学”的批评话语实践中,“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已绝非“空洞的能指”,而是变演为具有鲜明标识度的地域文化符号和文艺审美概念。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西部文学”的提法亦呼之欲出。“新西部文学”之“新”,究竟新在何处?它与以“新边塞诗派”为代表的西部文学在思想主题和美学风格上有何异同?在共时性的意义上说,其对于地方经验的再现与书写,与“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在萃取地方资源和表征地方审美特质方面,有何内在呼应之处?简言之,“新西部文学”的题材内容侧重反映西部社会变迁与人文精神生态,凸显豪放粗犷的美学风格,追求和谐崇高的思想主题。如果说,“大地诗学”是对新疆作家刘亮程创作风格的形象化表达;那么,一种契合于“新西部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则是对鞠利小说创作的贴切描述。

人民性、生活体验和艺术上的奉献精神——重估散文家周涛的文学史意义

周涛是极具代表性的西部作家,有研究者指出,“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中,很少有人像周涛那样,长期生活于西部边疆,并且运用散文的长卷大作,对西部风情进行了这么广泛而深入的描绘,表现出了一个西部人对西部边疆的理解的深度和感情的浓度”。[1]周涛以诗歌创作步入文坛,曾作为“新边塞诗派”的主将之一,出版了诗集《神山》《野马群》和《周涛诗年编》等。

跪在真理与美德脚下

岁月的河流或许可以冲刷掉许多有形无形的事物,但它却无法洗去一个真理追求者所留下的足痕。正如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中所言,河床是河流的动态的有意味的形式,积淀着河流千百年来所刻下的波纹和水位。知名评论家余开伟《跪在真理与美德的脚下》一书,也是岁月河流赋予他生命的河床,是与他激情生命高度同构的有意味的形式,反映着他生命的基本品格和质素。

周涛的精神谱系

主持人语何镇邦本期本栏向广大读者介绍的是来自新疆的诗人、散文家周涛。朱增泉将军介绍周涛的文章题为《周涛的才气与霸气》,一语中的!周涛被称为西部诗坛之王、新边塞诗派的领军人物,当然是才气横溢的。

我所认识的林染

“我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写这封信/我在太阳的另一面/用红柳花穗蘸着盛夏写这封信/寄给你松花湖畔含苞的初春……”这是1985年秋天,我第一次从一本杂志上读到西部诗人林染的诗。如果不是诗的结尾处泄露了天机,我甚至会怀疑,用红柳花穗写信的人,肯定有着一副娇媚的女儿身段。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一直都在有意无意地寻找着林染的诗,寻找着这个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