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史研究路径创新:基于对象、视域与叙事的考察

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们围绕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走向展开了自觉性、有组织的学术讨论。这些讨论对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仍有必要从历史知识建构的基本维度,亦即研究对象、观看位置以及叙事方式等层面来审视这些讨论,并由此延伸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形成更为完整、更加多元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版图:其一,在研究对象层面,建立起完整意义上的新闻史,将新闻理解为与人之存在有着内在牵连的交往实践,不仅从新闻事业与新闻生产层面研究新闻史,而且从生活、交往等更为根本性的层面研究新闻史,从而克服新闻史研究的结构失衡与对象偏重。其二,在观看位置层面,以更为灵活化的方式、更加多元化的视点与视距开展新闻史研究,尤其应当从客观、切近史料的观看方式中抽离出来,尝试基于亲在性的观看角色探索新闻史研究的现象学路径,以及基于广角式的观看视域探索新闻史研究的“大历史”进路。其三,在叙事方式层面,尝试摆脱线性叙事的传统新闻史叙事方式,引入非线性叙事逻辑以及结构性、机制性叙事逻辑,实现新闻史叙事方式的多样化,推动中国新闻史研究在叙事层面的面相更新。

P-MASE模型在新闻史教学过程中的运用研究

P-MASE模型是由南开大学研究性教学团队提出的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型。该模型旨在提升学生在问题分析、方案构建和探索求解等研究过程中的能力,同时也是培养一流人才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在新闻人才培养中新闻史课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采用P-MASE模型法来讲授新闻史课程,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术思维水平和思辨能力,对于培养研究型人才和提高创新型人才的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思政设计与实践路径探究——以“中国新闻史”课程为例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要求坚持以立德树人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从教学目标建构、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设计、教学效果评价四个维度探讨了“中国新闻史”以思政教育为导向的教学改革实践路径,以期“中国新闻史”教学能够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产生协同效应,形成同心同向的育人格局。

从报刊史到报刊记忆史: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写法

报刊史汲取记忆史的理论和方法形成报刊记忆史,本文主要分析了报刊记忆史研究的可能性。笔者以为,报刊记忆史沿着建构主义、道德主义和功能主义三种分析路径,重点解决报刊记忆的主体、客体、载体三个关键问题。报刊记忆史研究的开展,不仅能够提升其在记忆史研究中的学术地位,而且能够为报刊史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为了达到记忆的政治目的,需要借助文化的形式展开,而文化的繁荣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应该将记忆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置于一个有机统一体中加以考量。

《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中的地位与影响再评

自创刊以来,《大公报》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坚定的信誉和丰富的报道内容,在中国新闻史上独树一帜。跨越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它不仅见证了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历史进程,更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从维新思潮的涌动到抗日战争的烽火,再到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大公报》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入的报道,为读者呈现出一个真实而生动的历史画卷。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剖析《大公报》的历史沿革、报道特色及其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揭示其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并探讨其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保持其独特性和影响力。

重思智媒时代的新闻史教学——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为视角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媒介生态的又一次变革,使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需要回应全新的需求和挑战。我国的新闻传播人才,既要能面对行业生态变化带来的挑战,也要贴近国家战略发展的需求。因此,在强调应用和技术教育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环境下,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视角来重思新闻史教学的意义和实践,能够为新闻传播教育的政治立场、专业观念、人文精神确定锚点。

新时代以来新闻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以新闻传播学四大刊为中心

新闻史研究对新闻学发展和学术水准提升、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使新闻史研究更好回应时代要求与使命和媒介融合、学科互鉴之趋势,对新时代以来新闻史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十分必要。通过对新闻传播学四大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刊载的新闻史论文(2012-2022)的考察发现,新时代以来新闻史研究在研究议题与聚焦点、研究路径、史料挖掘、理论运用、研究范式、研究视角等方面取得明显成绩,但也存在成果数量总体偏低且不均衡,史料挖掘和使用仍显不足,理论使用存在简单套用,整体视野仍存在较大不足,部分研究本体意识模糊甚或迷失,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研究有待加强等问题。未来新闻史研究可从加强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强化新闻史整体视阈,强化问题意识,深化理论与方法运用,既提倡范式转换、创新,又坚持多元范式,加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事业研究等方面谋求进一步提升。

史料批判与中国新闻史研究

近年来在中古史研究领域兴起了“史料批判”研究,主要指的是对于史料不仅要进行考据,同时还需要对史料的生成机制,以及同时代关系进行全面的追问。本文借鉴“史料批判”相关理论,结合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实际案例,提出对新闻史史料需要至少从史料来源、书写体例、文本背景和创办意图等方面进行再批判,从而深入理解新闻事业同社会历史环境之间的关系。

新闻史课程思政学研模式初探

课程思政作为一种综合教育理念,对当前教学模式具有指导作用。新闻史课堂目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构建新型教学模式,以提高新闻史课程思政的效果。“七要素”论作为探索课程思政学研新模式的理论框架,它以教师与学生双主体,探讨新闻史课程思政的教学目的、教学课程与方法以及教学反馈与评价,认为学研教学模式可以给课堂有效注入新鲜的活力,提高学生的研学能力,从而最大限度提高新闻史课程思政的效果。本文先概述“学—研—学”模式构想与理论框架,然后指出学研模式下新闻史课堂的思政教学目的,最后探究学研模式下新闻史课程思政及教学反馈的方法。

思政教学在新闻史课程中应用的价值、实践与探索

在新闻史课程的教学中蕴含着丰富的革命先烈事迹、革命报人活动和党的新闻工作实践,是高校课程思政教学的重要资源。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思政教学在高等院校新闻史课程中的应用价值、教学内容、方法及实际应用进行研究。得出思政教学在新闻史课程中的价值包括:思政教学是党和国家长久发展的时代要求;是当代大学生成长的政治保证;也是新闻史专业课程教学的现实要求。新闻史课程中思政教学的内容构成包括:中国共产党在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情系人民全心为民服务、重视业务的优良新闻传统;新闻报人的办报思想与实践;党的新闻事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同时期的艰苦发展并取得最终胜利。同时,在实际教学中,要求将课堂实践与思政教学相结合,通过对革命先烈的报刊活动,著名报人和媒体的创办、发展历程及新闻思想的思考,理解党在新闻实践中积累的新闻思想,实地体会新闻工作中的实践;注重核心素质的提炼,结合教学内容和课程特点将政治认同和家国情怀提炼为中国新闻史课程思政培养学生的核心素质目标;建立了以教学反馈为核心,通过认知和观念层面为导向的评价机制。

新闻史教学中学生爱国精神的提升路径探索

《中外新闻史》在新闻学课程设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其中爱国精神教育不容忽视。全媒体时代通过融媒体视频内容建构国家想象、深入个案研究与分析、“翻转+对分”混合式转动课堂教学模式加上学术论文写作驱动来构建青年大学生的国家想象深化爱国精神,有利于其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未来的新闻实践活动。

媒介生态学: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路径

媒介生态学用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来想象媒介与媒介、媒介与媒介生存环境的关系,以"媒介生态"——在一定时代、地域条件下,不同生态位的媒介之间的竞合所组成的媒介群落及其与生存整体环境通过信息、能量和物质的流动而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统一整体——为核心分析概念,它的资源观坚持而又丰富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物质观,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视野。

论民国时期新闻史人物的群体特征及评价问题

民国时期新闻史人物群体特征及其评价问题无法回避,本文提出对民国时期新闻史人物的评价应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摆脱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立足于民国时期新闻史发展的实际历程和规律,摆脱僵化的非新闻史因素的局限;立足客观、真实、全面地认识和评价"历史的"民国新闻史人物,摆脱机械和片面的思维方式,从"国家""民族""道德""行业"和"阶段"来评价民国时期新闻史人物。

论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对象、目标、功能及态度诸问题

自2007年以来,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民国新闻史研究有了迅速发展。本文在对"民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目标、功能和态度进行初步探索和思考后,提出了民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是民国时期新闻事业构成要素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并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层面加以认识,民国新闻史的研究目标是再现历史和探寻规律,民国新闻史研究的主要社会功能是评价历史和借鉴当下,以及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基本态度应是历史和辩证的态度等观点。

从编辑之史到著作之史——地方新闻史志研究的学术进路与展望

地方新闻史研究一直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已经产出多部有较大影响的著作。随着中国新闻史学会地方新闻史研究委员会的成立,地方新闻史研究在得到更多关注的同时,研究中存在的得失也开始被学界重视。本文尝试通过对中国地方新闻史研究的学术进路的爬梳,就上述问题做出初步探讨。

“新闻”在何处:新闻史书写的“媒介实践”新进路

“新闻”存在于口语交流、书信传递、报刊报道以及电子与数字传播的具体情境之中,新闻史研究须直面“媒介”的情境存在并对之做出重构。媒介是一种物质与文化图式相交织的调节力量,以此视域展开研究,可打破旧有范式某些根深蒂固的前提预设。具有高度自反意识的“媒介实践”新进路,或更为接近丰富多样的历史新闻活动本身。

中国新闻史的新书写——基于媒介考古学的视角

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转型讨论已形成一定的成果。而对于当前中国新闻史自身的范式局限与学科发展来说,媒介考古学提供了新的价值。首先,媒介考古学强调了层累化的史观,揭示了媒介史的谱系式结构;其次,媒介考古学提供了媒介、话语网络的关键概念与方法论实施;最后,媒介考古学基于中国文明的深厚土壤能够有所创新。由此,媒介考古学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可为中国新闻史的新书写提供启示。

新闻史家的使命及其素养

新闻史学建设既是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要求,也是新闻学科自身进化的必然。新闻史学科的发展,一切都取决于具有崇高使命感和职业精神的新闻史家。新闻史家的使命是如实、全面地描述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建构既往历史进化的时间链环和媒介与社会互动的空间架构。这一使命实现与否,不仅与时代、社会环境相关,更与新闻史家自身素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新闻史家要履行自己的责任,必须加强专业素养,熔铸职业精神,本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拓宽视野,深化史识,提升史才,发扬史德,如此才能编纂出真正的信史。

新闻史书写如何“系统化”:基于对“系统化”的理解

作为研究领域,“新闻史”的范围大致上约定俗成。虽说对它应该如何书写存在多种构想,然而认为应该“系统化”是大体上的共识。既然有关路径、方法的探讨已堪称丰厚,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逻辑前移,对“新闻史是否需要系统化”这个问题略作思考。对此问题,笔者得出以下观点:作为尺度的“系统化”,是以“系统”的确存在而且可能被人类知性完全认知为前提。以“系统化”的有无、多少来衡量认知高下,其实是进入近代的事情。作为“学科”的组成部分,“新闻史”对“系统化”的追寻,一直是以“新闻学”内容与视角的变化为主要动因。因为“新闻学”自身尚无独立的方法论和认知路径,“新闻史”的“系统化”努力也因此受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史”的“系统化”无从谈起,只要对自身的方法论、世界观乃至意识形态有清晰认知,对此类专门史的叙事也可做到较高程度的“系统化”。

新闻史如何面向实践——以报刊出版发行史研究为例

本文以报刊出版发行史研究为例,阐释新闻史应当如何面向实践。立足于实践之上的报刊出版发行史研究更能将原有的报刊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在史料上进行充分挖掘,扎根于中国的物质基础,在发行中重新发现中国新闻业自身独特的社会交往。它是完全从中国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出发,结合中国本土的历史实践特点重新构建内生性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