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与对策:自媒体短视频新闻规制的复杂适应性探析

短视频新样态的诞生与发展进一步更新了新闻生产的面貌,使得新闻生产主体和建构逻辑发生着激烈变动。面对网络短视频新闻信息服务的资质要求,自媒体短视频在素材来源、产品形态和价值导向方面仍存在困难判别。本文认为,自媒体短视频与新闻交织的复杂性缘于新闻泛化下的秩序紊乱、短视频逻辑与新闻内核之间的嫁接矛盾以及短视频共生场环境下用户的置换感。基于此,本文引入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立足动态视角,从激发适应性主体的涌现作用,把握资源的非线性流动和利用系统自组织动力学本性为自媒体短视频新闻提供规制借鉴,促进行业良性健康发展。

当前我国新闻规制创新的理论内涵与构建路径

基于我国社会转型、新型城镇化和媒介融合加速的现实,结合文献和实证材料,文章认为,新闻规制创新是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必经之路,新闻规制创新涵盖规制理念、目标、手段、框架和效果等方面的内容,应从传媒结构和行为两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和社会性规制,坚持公共利益优先原则,以提升新闻媒体的服务性、针对性和双向性,进而构建"国家—媒介—民众"互动共赢的现代传播体系。

公民新闻规制的立法缺失与完善

公民新闻通常指由非专业新闻传播者利用各类通信工具等发布的新闻。自媒体时代，公民新闻具有主体形式的非专业化、表达渠道的开放化、传播途径的交互化等特征，这使得公民新闻在各类事件的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来看，公民新闻在发展中还存在着不规范现象，公民新闻规制立法的缺失也不利于公民新闻的长期发展。因此，加快公民新闻规制立法的完善已是大势所趋。

我国新闻规制研究综述(2006-2015)

考察2006—2015年大陆新闻规制的研究，可将研究主题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笔者以此三个层面解读新闻规制的整体研究样态，并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反思与展望。

新闻规制与报业集团发展——把握报业发展的一个思考维度

对新闻规制的基本理解 规制,一般指政府规制,意为政府从公共利益出发,通过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来控制和规范社会经济主体和事业主体的行为,纠正在市场不健全或市场失灵情况下发生的资源配置的非效率性和分配的不公正性,目的在于促进产业结构合理、资源配置优化,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初探国际新闻规制

目前全球很多国家的新闻规制体系相对来说发展成熟,有效地规范了新闻传播活动,但国际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仍处在一个复杂的时期,新闻规制体系的建立并没有阻挡很多问题的发生。本文梳理了有关资料文献,试着探寻出媒体如何进一步完善新闻规制、提高国际舆论监督策略。

民国时期甘肃酒泉地区新闻规制情况研究

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甘肃酒泉地区新闻史档案的查阅与整理,发现当时酒泉地区通过规范新闻言论自由、制定申请登记标准等举措对新闻业进行了规制,具有新闻审查严格、发稿规范化、听取读者意见等特点,产生了“压制与反抗”的后果。

我国食品安全议题的新闻生产常规及规制因素分析——基于对14名媒体人的深度访谈

通过对14名与食品安全议题相关的新闻从业者进行深度访谈的研究发现,食品安全议题报道的空间网络涵盖系统化和社会化场所,时间节奏与所跑部门同步化及"文化历"特点明显,新闻价值以关注度为导向,消息来源偏向政府部门等特征,并因记者所处媒体性质及工种之分而呈现出明显差异。政府对食品安全议题的控制较弱,但企业的公关和干预较多,组织内部审查和绩效制度也影响到食品安全议题的常规实践。这种常规实践不可避免地带来新闻的同质化和模式化等结构效应。

外部效应:新闻出版规制的理论依据

新闻出版业是外部效应较强的行业。新闻出版既有认识世界、积累文化、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娱乐民众等方面的正外部效应,也有误导民众、传播庸俗、媚俗、低俗价值观等负面效应。通过科学合理规制,可以充分发挥新闻出版的正外部效应,最大限度减少负外部效应,维护执政党执政安全。同时,在对新闻出版外部效应进行规制时要将意识形态传播工具与意识形态、掌控舆论导向与掌控舆论传播工具区别开来。

论涉法新闻报道的规制——以无罪推定为视角

涉法新闻报道作为司法与传媒的交界领域,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认识和贯彻还存在缺失和不足。随着近年来各种形式的媒体技术,特别是自媒体的出现,使得舆论对司法的影响与日俱增,涉法新闻报道领域对无罪推定原则的无视与侵犯已日益成为影响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文章聚集涉法新闻报道中涉及无罪推定原则的情况,讨论在新闻报道中如何正确应用无罪推定原则和背离无罪推定原则可能造成的危害,以及尝试从涉法新闻报道的规制角度,探讨如何在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形成新闻报道与司法公正的良性互动。在新闻报道中应当尊重无罪推定原则,需要明确媒体的社会责任,确保司法透明,对涉法新闻报道应当依法进行规范,可以通过立法授权司法机关对新闻报道案件情况加以限制,还需要赋予法院对其审理案件相关新闻报道活动进行规制的权力。

中国新闻内容规制法治化的目标与路径

本文通过探析当代中国新闻内容规制法治化的现实目标与路径,认为促进"权威下的多元表达",是新闻内容规制法治化的较为现实的目标。现阶段我们能够做的,一是要用试验性行政法规保障社会中下层公民的诉求能在传媒上得以充分展现;二是要在树立最高政治权威的核心话语权的同时,限制政治精英对新闻报道的不当干预,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保持新闻传媒对政治精英的有力监督。

技术不确定性下算法推荐新闻的伦理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等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推动了传统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传统新闻业同样在开展数字化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随着新闻信息过载的不断加剧,由大数据衍生出的算法推荐新闻迅速崛起,算法信任、数据优势与新闻媒介的数字化客观上为算法推荐新闻的应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毋庸置疑,算法推荐新闻对于实现新闻准确分发、增强新闻受众黏性具有重要意义,智慧化、瞬时性的算法推荐新闻具有精准、高效、个性化优势,但同时算法作为一种复杂性、不确定性技术,带来了多层面、多环节、多领域的风险挑战和制度掣肘,算法推荐新闻同样引发了“算法黑箱”“算法偏差”“技术霸权”“责任缺口”与“信息泄露”等多种伦理风险。当前,学界对于算法推荐技术本身是否真的成熟,以及算法推荐新闻可能引发的伦理危机研判明显不足。对此,从技术不确定性理论所内嵌的技术本身不确定性、技术认知不确定性与技术制度不确定性三个向度,可以为算法推荐新闻的伦理风险提供适当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厘清算法推荐新闻伦理风险发生的根源,可将其归纳为技术本身不确定性向度的数学洗脑与主体性缺失、技术认知不确定性向度的能力不足与底线失守以及技术制度不确定性向度的法律规范与伦理体系的不完善。具言之,算法推荐新闻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已有伦理形态与法律规范逐渐无法有效规制其伦理风险,亟需建构专业化、制度化的算法推荐新闻伦理风险规制体系。算法推荐新闻伦理风险的法律规制应当奉行何种原则是规制路径建构的前提性、方向性议题,分析认为技术不确定性下算法推荐新闻伦理风险的法律规制需坚持新闻透明原则、价值中立原则和德法共治原则。当然,随着算法推荐技术、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不断进化,新闻透明原则亦需与时俱进,对算法推荐新闻的新兴伦理风险予以有效规制,新闻从业者、算法推荐新闻分发平台等要坚持以价值中立原则为指导,强化算法推荐新闻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并在德法共治原则指导下明确算法推荐新闻伦理风险的法律规制范式。从以上原则出发,算法推荐新闻伦理风险的法律规制,应当针对不同类型的伦理风险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建构,即在技术本身不确定性向度加强算法公开与算法解释权、数据权利等保障,在技术认知不确定性向度推动新闻从业者计算思维的培养及伦理约束,在技术制度不确定性向度采取伦理结构化与法律问责等规制对策。

司法新闻报道规制的法理正当性解读

基于宪法权利和民主政治的双重驱使,现代新闻传媒因而获得了对刑事司法活动和过程进行全方位报道的自由和权利。然而,在法理正当性上,这些自由和权利不可能无所限制、任其发展。事实上,任何自由和权利都有自己特定的界限和限度,司法新闻报道更是如此,它必然要受到来自伦理道德、民主制度和法律规范的三重限制。

全球媒介治理——国际的舆论监督与全球新闻传播规制

随着国际舆论监督体系和全球新闻传播规制的不断发展。对记者的行为规范日益完善,即便如此,在面临战争灾难等特殊事件时,记者的行为更多取决于国家需要和职业需求,很难被行业或规约所约束。因此国际舆论监督和管理需要记者个人、国家政府以及国际组织三者之间相互配合。

非国有资本进入中国传媒业的可行性分析

本文分析了国内外(国外主要以欧洲和美国为代表)关于传媒行业资本准入的政策规定,以及国内社会资本已经进入媒介领域的不争事实,并对我国进一步放开媒介市场的可行性做了分析。

转型期报业公司治理中亟待理顺的关系

对部分经营性报纸改制,进行公司治理将是今后我国报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报纸转型是成功,取决于公司治理中是否理顺几重关系:即市场主体和非市场主体的界定,明确治理结构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处理好市场导向与新闻规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