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现代化:重新审视新青年派与学衡派论战

前人从未从儒学现代化的视角研究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论战。学衡派是早于20世纪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形态,学衡派弘扬儒学有双重目的:一是对新青年派偏激的反孔思潮进行反拨,二是努力还原被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尊孔所遮蔽的儒学精义。后一个目的常被学界忽视。学衡派主要借助白璧德等人的学说发掘儒学的人类文化价值,运用新人文主义解读儒学基本理念。在实践中他们努力追求"执中"原则,却失败于与新青年派的论战。

“新青年派”知识群体意识形态转换的逻辑依据

以1919年为时间中介,以人道主义思潮为思想中介,“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完成了从个人意识到社会意识的转变,经历了由整合西方思潮到剥离其价值趋向的过程。从对西方国家诸如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一股脑地“新”潮膜拜到归依俄罗斯的新文明、新精神、新理想,作为新文化元典的《新青年》重整并引领了一个时代现代性的思想发展方向。在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颉颃中,虽然潜存着启蒙的冒险,但我们却能从中充分领略到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代启蒙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过程中的晴雨表特征。

现代性理论之“实”与改良性操作之“虚”——重评旧戏改良论争中的“新青年派”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派"知识分子就旧戏改良问题与张厚载等人进行论争,这是中国文化界第一次对传统戏曲现代化问题进行理论探索。在论争中,"新青年派"在新旧文化对比、中西文明对比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注重戏曲在新文化传播中的载体功用、注重新的剧评体系建设、关注现实题材、追求表演写实性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性戏剧理论。但由于对传统戏曲的表演方式、传播形式等方面缺乏深入研究",新青年派"所提出的一系列改良措施往往不具备可行性,形成了现代性理论之"实"与改良性操作之"虚"之间的矛盾,使旧戏改良无法真正实施。在论争后期,"新青年派"转而主张学习西方戏剧特别是现实主义话剧,并进行话剧的译介、创作等活动,对我国现实主义话剧传统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对峙的意义:“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化论争的世纪回眸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对峙的意义:“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化论争的世纪回眸》。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我们知道,从“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文化论争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史。近世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始终绕不开中与西、新与旧的矛盾。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文化及新旧之争可以说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新青年派”和“学衡派”在文学观念的差异、文化话语权力的争夺以及思想谱系的颉颃方面,构成了今天我们进一步反思如何进行文化建设,如何使文化走向现代性的一个可资借鉴的意义资源。在我看来,“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论争,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一场论争,这一个世纪的纠结一直缠绕着我们,构成了我们每位学人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也构成了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前提和基础。

解读新青年派与张厚载戏剧论争的错位性

20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场立志于将人们从传统落后思想解放出来的文化运动中,戏剧以其广泛的民众基础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新旧戏剧论争以《新青年》为主要论争平台展开思想交锋,响应着主流思潮。胡适、刘半农等"新青年派"带着对五四新文化思想的认可,站在戏剧与社会变革关系的角度上介入论争,而张厚载带着对戏曲表演的理论总结来强调遵循艺术发展的自然规律进行改良。在话剧借着时代的思想发展需要和以批驳戏曲为手段实现了迅速发展的同时,透过戏剧论争的表面进行解读和审视,可以发现这是一场未能充分展开的论争。

《新青年》所倡导的“新青年派人生观”

基于对青年一代才是革除中国积弊,挽救中国危亡,建设民主富强的中坚力量和希望的认识,以及当时大多数青年的现状,《新青年》提倡一种新型人生观:在反对旧道德和传统的基础上,以西方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的价值取向为核心的一种新型的近代人生观,它对青年自身及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提出了要求,即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社会。它更是针对青年的糟糕状况和中国严峻的现实而提出的以启蒙救国为内在目的的一种务实的人生观。

新青年派对青年人生观的重塑与现代价值

社会转型对青年人的影响具有历史的共性。20世纪初,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为主体的新青年派主张青年人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要以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追求幸福、承担社会责任。当前,我国社会正进入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转型期,但新青年派的人生观对青年人生观的影响仍然存在。新青年派的人生观主张既反映了转型期社会的特点,也反映了转型期中青年人应该具有的人生观,因此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怀旧人之魂,哀今人之事——由张厚载与新青年派论争所引发的思考

20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场以主张"建立新文学,打倒旧文学"的文化运动中,戏剧以其广泛的民众基础扮演者特殊的角色。以鼓吹新文化的先锋刊物《新青年》为阵地,新青年派与青年学生张厚载各为一方,展开了新旧戏剧论争。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傅斯年等"新青年派"带着宣传五四新文化的思想,将先锋的、极端的革命思想带入戏剧改良当中,他们痛批一切旧剧的表演体制和思想内容,希望废除旧剧,推广新剧。

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白之争的逻辑构成及其意义

作为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作出重要贡献的知识群体,新青年派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赢得无数国人的喝彩,也遭遇了不同学派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来自学衡派,学衡派从学理出发与新青年派发生了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意义深远的"文白之争"。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学观念的差异最终落脚在对"文学"的不同理解上:一个热衷于兼收并蓄的"杂文学",一个钟情于自成一体的"纯文学"。在不同的文学观念背后还有着话语与权力的文化博弈。究其实质,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思想谱系乃是其现代性张力的深层逻辑构成。梳理并反思这场论争,无论是对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还是对文化生态抑或是思想的"环保",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学术到政治:“五四”新青年派走向社会主义的精神路径

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在"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盟约下集聚,完成了传统批判、文学革命等启蒙任务,而现实政治的逼迫使得他们又不约而同地开启了"谈政治"的实践。思想背景的差异导致新青年派有着"学理型政治""政治型学理"两种不同的学/政观念。当"五四"进入后半场,以学理阐述进行思想启蒙的"学理型政治"渐渐失去魅力,而侧重以实际行动进行社会改造的"政治型学理"逐渐成为知识界的众望所归。其间,大批新青年派知识分子也完成了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思想转向。

因“人”而异：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人学话语比较分析

思想启蒙的最终目的是"立人",在这一思想共识下,新青年派与学衡派对所"立"之"人"却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诉求。将双方的"人"之想象置于各自秉持的思想谱系——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中会发现,在两派思想底蕴的深处有着自由意志与责任意识的紧张。梳理两派因"人"而异的思想对峙,从中我们能够清晰看到中国百年启蒙路径差异的来龙去脉,探讨其中"物质之律"与"人事之律"的真意,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路径也会有全新的感悟。

现代性空间的开拓:“新青年派”知识群体走向社会主义的心路历程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为“新青年派”知识群体的现代性道路选择提供了崭新的选择空间。围绕着“公理”与“强权”,一代思想先驱以人道主义为中介,在“竞争”与“互助”的逻辑关系中走向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归途。追溯先驱的心路历程,重识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脉络。

论“新青年”派的“平等”观念

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现代“平等”观念传播的高峰。以“新青年”派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的“平等”观念有其历史的特点,帝制的颠覆使“平等”从异端的政治诉求部分地变为法律条文,开始进入城市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比诸洛克的平等观念,“新青年”派通常在家庭伦理和男女平等要求上表现出更激进的面貌。但是,对待经济平等问题的分歧,则凸现了“新青年”派日后分裂的深层原因。自由主义者通常强调的只是法权平等,常忽略经济平等;激进的左翼则更加注重经济的实质平等,不满足于平等观念的思想启蒙,促使他们转向从事实际的社会变革。

民族文化如何现代——对五四戏剧论争中《新青年》派激进思维的反思

我们对五四戏剧论争中《新青年》派的激进思维做出反思,认为其思维方式主要有三种不足:线性进化论,并且"进化"的目标是西方现代社会;非此即彼的认识方式;表面化及实用主义。反思的目的在于:希望排除其思维方式的"流毒",以寻求一种更合理的创建民族戏剧乃至民族文化的道路。

论《新青年》派“戏剧改良”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前不久,《新青年》上演了一场"戏剧改良"运动,对中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新青年》为材料,再现《新青年》"戏剧改良"现场,从几则广告入手,分析这场运动的前期准备情况;再从几封信为切入点探索《新青年》派戏剧改良背后深层的原因,或许能够在近距离考察的基础上深入对《新青年》派"戏剧改良"的认识。

“五四”戏剧论争中《新青年》群体的“分裂”

"五四"戏剧论争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关于论争双方戏剧观念分歧的研究成果很多,而对论争中"《新青年》派"内部的态度歧异的梳理则相对较少。如果对历史遗留文献仔细梳理,就会发现在"五四"戏剧论争中,"《新青年》派"内部的论争与"新旧两派"的论争是并行存在、发展的。在此次论争中"《新青年》派"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也十分明显,这种分歧不但导致了胡适和钱玄同、刘半农的"误会",而且直接影响了此次"戏剧论争"的结果。

中国新文学发生语境的吊诡——从胡适“他们”与“我们”的白话两难心态出发

作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在白话为"他们"还是为"我们"自己写作的意识上有着十分尴尬的解说。分析胡适的心理深层症结,对其构建的以白话文为底色的新文学逻辑进行深入梳理,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在现代性演进过程中思想谱系的吊诡。胡适主导的精英意识和另一种启蒙路径——民粹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归根结底,无论胡适们当年怎样为"他们"呐喊,他都会走向"我们"。

在“新”“旧”对峙的背后——从林纾看“五四人”与“晚清人”的代际文化心态差异

林纾与五四时期"新青年派"的文化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一种传统主义的常识与全能主义的理性之间的冲突;前者力图维护的是一种其所认为的超时代的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后者则是要追求至高的善,以建成一个现代合理性的社会。这种冲突也代表着一种文化典范的转换以及传统的后喻文化传递方式向并喻、前喻文化传递方式的转型。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关系探析--以学衡派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中国产生了一批有现代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接受了清末新政时中西结合的新式教育,又有赴欧美、日本的求学经历,对中西文化有深刻认识,在五四时期形成了反传统文化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两派。其中,学衡派是主张发扬传统文化的一批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服膺中国传统文化,汇聚于东南大学和《学衡》杂志,主动改造并再诠释了部分传统文化的内容,发扬符合现代价值的中西人文主义传统。学衡派的发展方式犹如新青年派的翻版,思想主张却与之截然不同,其失败反映出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式微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五四前期“新青年”派现代人道主义“公同信仰”形成考论

现代人道主义是五四前期最重要的一种社会改造思潮,1918年年底由周作人首倡,在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事件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新青年"派思想家发生了现代人道主义的集体转向,倡导现代人道主义"真理",为世界大同与中国改造提出系统思想方案。1919年年底以《本志宣言》发布为代表的"新青年"派群体性活动,成为其现代人道主义"公同信仰"形成的标志。"新青年"派现代人道主义"公同信仰",作为众多社会改造活动的共同理论支撑与行动纲领,引导了五四前期中国社会改造进程和思想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