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革命史”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路径新探

作为一个将革命史与社会史紧密相连的新兴研究模式,“新革命史”这个名词早已频繁出现于各类以研究中共革命史为主题的学术活动中。通过对传统革命史研究视角的拓展与重构,“新革命史”自其被提出以来逐渐被许多学者所认识和接受。既然“新革命史”开始将叙事方向延伸至社会领域,那么以包含对立统一规律的社会矛盾分析法,探求“新革命史”主要研究对象的本质及其运作规律,就成为了更全面理解中共革命与社会基础之间具体关系的重要步骤。文章试图以“新革命史”为引,以社会矛盾分析法为基本研究方法,对“新革命史”视野下中共与民众、社会的互动进行更为具象化的解读,从而展现史学界提出并赞同“新革命史”观的适当性与合理性。

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

在《向"新革命史"转型》一文的基础上,本文对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作出进一步阐释。新革命史不是一个新领域,其研究对象与传统革命史几乎无异,只是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重新审视中共革命史,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概念和理论。其方法主要包括五个方面:运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强调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相结合,从全球史视野考察中共革命史,以及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等。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已包罗殆尽,而应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所有能够进一步推动革命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皆可视之为"新革命史"。

新革命史与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新叙事

以革命大叙事为唯一研究路径与方式的革命史受到＂集权主义论＂和＂现代化论＂两方面的挑战,被许多当代中国史研究者所摒弃。这两种叙事方式特别是后者影响下的上海研究也＂告别＂革命大叙事,将社会文化史与革命史割裂开来,进而将1950年代上海研究置于现代化的断裂与集权主义的＂黑色叙述＂中。新革命史的兴起从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多重释义两方面唤回革命史,并为上海研究增加了新维度。新革命史观照下的1950年代上海研究呈现出多重面相,革命、国家与社会三重叙事与三个逻辑相互碰撞,彼此交汇。＂都市迅速远去,摩登依然在场＂,既是新叙事下1950年代中国的上海旋律,也是同一时代的上海历史主题。

学术史视域下的“新革命史”研究

史学研究范式的更新,对于史学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在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创新发展之路上,李金铮的"新革命史"研究理念即是如此,其不仅得到学术界同仁的普遍认可,还在有效解决革命史研究难题上具有示范效应。

新革命史视野下的中国苏维埃运动

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运动,在中国绵延十年之久,对近当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制度变迁决定着社会演进的方式,是理解历史演变的关键。苏区史研究专家何友良研究员的新著《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从新革命史的视角,以制度选择、社会变革与民众互动为主题,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深度解读,拓展了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讨论空间。

求真求解:“新革命史”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学术旨归——读李金铮《重访革命:中共“新革命史”的转向(1921—1949)》

传统革命史观一度在历史叙事中被奉为圭臬,但也给史学研究留下了罅隙。“新革命史”理念正以沛然莫御之势,在革命史领域掀起一股研究热潮。其倡导运用常识、常情、常理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对中共革命史重新窥察,以呈现中共革命艰难、曲折与复杂的运作形态,“将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揭橥“新革命史”与传统革命叙事并非互相扞格与颉颃,而是扬弃与革新。李金铮教授著《重访革命:中共“新革命史”的转向(1921—1949)》一书言确据凿、述析精当。该书无论是在学术理念的革新、问题意识的强化,还是史实史料的运用、理论方法的互鉴等方面,都对中国革命史给予了切中肯綮、深入浅出的历史阐释,成为当下革命史研究的新路向。

关于“新革命史”概念的再辨析——对《“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一文的回应

"新革命史"由笔者较早提出,因符合了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已有的学术潮流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肯定。陈红民教授的文章《"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何为新,为何新,如何新?》,是第一篇对"新革命史"系统地阐发不同意见之作。笔者就文谈文,对该文提出的一些疑惑、看法做了多侧面、多角度的解释和回应,认为"新革命史"与传统革命史既有联系更有区别,对中共革命史研究已经起到积极的正向作用。未来对"新革命史"的讨论,可能不再是"有"与"无"的对话,而是如何更好地"发展"的问题。

近十年来“新革命史”理论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革命史"范式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极具解释力,但"革命史"范式对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的更多关注,使其在更纵深的层面上观察近代中国社会时颇显局限,"新革命史"正好为之补正。"新革命"不是对传统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否定,而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和超越。"新革命史"坚持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强调从新的视角、不同学科、不同层面观察中国革命史,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国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以揭示中国革命的运作形态。

论“新革命史”的兴起

李金铮倡议的"新革命史",是批判"告别革命论"和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史学表达,其要义是"重新把革命请回来"和"探索中国革命的历史性"。相比正统派的革命叙事,"新革命史"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完整链条,目标在于把20世纪中国革命史"客观化""陌生化""机制化"和"复杂化"。"新革命史"作为路标或是"一条通向历史之实事的规定的道路"。

“新革命史”理念与方法融入革命历史教育的思考

中国革命历史教育是基础教育阶段历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效性还有待提高。借助学术研究的视野,可以为革命历史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将“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融入其中,就是将“新革命史”对传统革命史研究的反思与批判,全方位借鉴到传统革命历史教学中来,从而实现政治教育与历史教育有机结合、教师提升与学生实践双向互动、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相得益彰。为此,探索有效提升中国革命历史教学实效性的具体方法,即补充革命政策的实践过程以深化革命史教学,嵌入基层社会的革命实践以扩展革命史教学,引导学生主体的自我探究,以升华革命史教学。

近十年来“新革命史”理论研究评述

"新革命史"理论无疑是近年来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亮点。传统革命史观因其自身理论局限曾一度遭遇冷落,但革命史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甚至世界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革命史研究"无法也不可能告别"。李金铮、夏明方、左玉河、王奇生等著名学者,反思传统革命史观,从社会、文化等视角下,运用新的理念、方法研究中国革命史,提出并建构"新革命史"理论框架。

“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和当代价值

“新革命史”不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与传统革命史研究的对象一致,只是从新的视角,用新的方法重新审视革命史,以深刻揭示革命的复杂性和整体性。“新革命史”研究的方法主要包括:(一)革命政策与具体实践的互动关系;(二)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三)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相结合;(四)加强区域和层级间关系的研究;(五)从全球史视野研究中国革命以及开拓新的研究视点;(六)开拓新的研究视点。“新革命史”研究提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不仅推动中共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也给其他学科和其他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新革命史视域下党报党刊史研究:理念、逻辑与进路

作为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历来为学界所重视。既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突出且有益的成果,但从研究范式和史观的角度而言,存在着如何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问题。新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些概念、理念和方法值得被新闻史研究者重视,引入整体史、社会史、文化史、比较史等理念可以实现党报党刊研究和中国革命史整体更好地连接,开辟新的研究进路,丰富党报党刊史的书写,有助于深化本领域研究的反思,解决党报党刊史研究中视角和方法较为单一、理论解释力不足、整体研究失衡等问题,对于进一步推动“新报刊史”创新性研究而言十分有益。

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取向与趋向——从“新革命史研究”谈起

近年来对“新革命史”的讨论,成为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就“新革命史”研究的意旨来看,主要表现出两种明显的学术取向:一是化域外理论为本土方法;二是由具体而归纳,以“小”求“大”。值得注意的是,在系列的讨论和“辨析”中,“新革命史”初期的“取向”与实际产生的“趋向”最终发生背离。这似乎说明,“新革命史”着重强调的社会史的视角与方法并不能涵盖或囊括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革命史研究。

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兼论“新革命史”问题

从历史长程中梳理近代以来革命史的形成和建构,有助于深化对当代史学变动取向的学理认知。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兴起与发展自成体系,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既往的历史学学统。中国革命史的兴起和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逻辑,除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记述和研究之外,还有一个以革命史视角重构中国历史的取向,它是另一层面上的“革命史”的建构过程。“新革命史”或是“革命史”研究的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向,只有在对整个“中国革命史”研究反思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一个真正的“新革命史”的时代才会出现。

“新革命史”路径下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研究

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研究是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革命史"研究路径的兴起,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视角明显转化,研究视野大为拓展,在革命事件、革命动员、革命政策、革命组织、革命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较大意义上的突破与创新。当然,对于"新革命史"研究路径的关注与认可,并不是要完全否定传统革命史的研究,"新革命史"研究路径与传统革命史研究路径也并不是一种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它们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关系。"新革命史"研究路径一定能够将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研究层次,也一定能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学术演进和时代变迁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从“新革命史”的提出和讨论谈起

“新革命史”以与传统革命史观“对着干”的姿态出现,实际上二者有着很深的“学统”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革命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一度式微,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其实,即使凸显革命史的中共党史研究也深受其影响。“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既是一些具体研究实践的升华,又是对改革开放以后学界革命史研究取向的归纳和命名。近十年来,缘于学术自身的演进、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呼唤,中国革命史研究呈现复兴的态势。“新革命史”研究热即是“再兴”的一个典型表现,且预示了“两个中心”的革命史研究趋向。

观念变动与新革命史研究价值取向——评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场景。王奇生教授新著《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从一种社会化或关键性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变动角度,寻求历史演变的线索或脉络,并作了精致素描。本文从革命史研究的新视角、全书流动的脉络、几点商讨与发散思考、革命正义道德去从等方面对其进行不失宏旨性评述,希冀能进一步透视作者的革命政治文化观。

新革命史视野下“组织起来”之考察——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例

20世纪40年代,随着战争演进与革命发生,晋西北地区从鲜为人知的边缘区逐渐转变为令人瞩目的革命试验场。"组织起来"在这一转变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所体现的中共整合乡村社会资源的革命意图与农民参与中共革命维护自身利益的互动关系使二者产生了革命性共谋。因之,以政党与农民互动的新革命史视角重新解读"组织起来"可以进一步挖掘中共乡村革命成功的深层次原因。

新观念、新资料与福建事变研究

福建事变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偏重革命理论阐释到史学研究的转变。学界基于新革命史、民国史以及民国史与革命史交融等史学观念,运用海内外相继开放的新资料,对福建事变各种细部的实证研究成果丰硕,对既往一些片面、偏差、模糊认识的澄清,颇具进展。其中关于十九路军反蒋的特殊性、中共因应福建事变的复杂态度与实际过程、国民党蒋介石处理福建事变的心态与策略、西南与福建事变的关系、福建事变之于南京与西南关系的影响等方面的成果尤为显著。在资料运用从“发现”到“发明”、研究内容从“求真”到“求解”、以新的历史叙事推进整体研究等方面,福建事变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与探索。